刘彰
似乎在早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前，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怀着一种留恋，记录着上海滩最后一批黄包车，这风景宛如黑白影像在人们面前缓缓流转。我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就在明天，会有人为我们家的那种三轮车致悼词。虽然我也希望上海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内心里实在更希望在我完成学业找到工作之前，三轮车不会被淘汰。因为我们的生活费、我的学费，即使是现在我手中的纸和笔，都得靠这辆三轮车，靠父亲迎着寒风、顶着烈日，一脚脚地蹬出来……
父亲很小就远离家人到兰州煤矿里做工，所以小时候我并未得到过父爱的滋润，而是在外公外婆和母亲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我是那么快乐而满足，从来没觉得父亲不在身边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不妥。转眼，我6岁了，突然有一天我被告知是有父亲的，并且他要来看我。
还没等我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一个黑黑瘦瘦、个子矮小的男人出现在我视线里，甚至在我还没来得及想象我的父亲该是如何的高大魁梧，现实就已摆在眼前，想闭上眼睛拒绝一回也来不及了。
比外婆还矮的父亲给我一个打击，我竟有些恨他，全然没有亲切的感觉。“爸爸”这两个字眼，我使用的频率极低，有这样一个父亲，不值得我引以为自豪。
我渐渐“懂事”，每次与他上街，总是先“扫描”一下，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如果有，我立即跳下他的车，很要面子地自己朝前走，装作与他没有关系似的。他呢，也从来不追，更不问为什么，只是远远跟着，看着我“拙劣”的表演。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就在父亲接连地找到工作又接连地失去工作的喜喜忧忧中过去。我渐渐明白，兰州十几年的煤矿生活并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除了仅存的一份死力气。那些技巧性的、在办公桌上写写画画就能赚到钱的工作，注定与小学都没毕业的父亲无缘。
在承受了别人的白眼和妻女疑惑的眼神后，父亲不声不响买回来一辆破三轮，埋头修理并重新油漆了一番，于是，父亲的“运输公司”草草开张了。
尽管我在作文中歌颂过清洁工，赞美过搬运工，但那是没摊在我身上──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在骨子里，我对这种廉价劳动力的工作是有些轻视的。
我毫不掩饰我的反感，但父亲对我的皱眉撅嘴视而不见，每天早早晚晚地把三轮车推进推出。
渐渐地，我和母亲习惯了父亲每天在餐桌上讲蹬三轮时看到的新鲜事，沉闷的父亲竟也有这样绘声绘色的口才。我们也习惯了父亲每天清晨把三轮车“砰”地一声推出去，平平淡淡说一声“我出去了”的招呼。渐渐地，我对同学说起父亲的职业已不会脸红。父亲对他的工作是那么充满希望，甚至引以为荣。父亲在用他的踏实和诚实无声地告诉我：工作不分贵贱高低，只要你劳动，只要你尽力，就一定会有所得。
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习惯缠着父亲撒娇，讨点零花钱，看父亲憨憨又得意地笑着：“拿去吧。”在不知不觉中，家里充满了和谐的笑声，我叫起父亲来声音那么清亮。
若有一天，你和我一同上街，看到前面有个黑黑瘦瘦的男人挥汗如雨卖力地蹬三轮，听到我大声地叫“爸爸”后，你一定会看到掉转头的那一张满足而快乐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