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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坛上，擅长写短篇小说者比比皆是，但真正称得起“巨匠”的，却寥若晨星。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便是灼灼耀目的一颗。他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约300篇中、短篇小说，虽不能说篇篇精萃，字字珠玑，但若着眼整体，委实花团锦簇，异彩纷呈。其中的名篇佳作，令人心驰神往，虽掩卷仍久久激荡于胸臆之中。发表于1883年的《我的叔叔于勒》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它虽难与蜚声文坛的《羊脂球》媲美，但足以体现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特色和功力。
当我们刚刚开始读这篇作品时，它那平凡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并无“一鸣惊人”之效，反有“平庸无奇”之感。然而，随着人物的活动和情节的展开，读者从平凡中看出了神奇，从质朴里窥见了光华，心不由己地跟随着作家去嘲讽，去鄙夷，去同情，去怜悯。直至小说戛然而止，读者仍在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仍在品咂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不由人不思忖：小说的这种魅力到底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对这篇作品作一番细致的揣摩和推敲，便可发现其中的奥秘。
一篇小说的灵魂在于立意。立意的正谬、深浅，往往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优劣。《我的叔叔于勒》意在揭露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无疑是准确而犀利的。不过，熟悉19世纪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立意并不新鲜，不少名家大师都曾为之呕心沥血，并结出累累硕果。巴尔扎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惟一力量”（《幻灭》），“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吗”（《高利贷者》），“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高老头》）……巴尔扎克在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对此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可见，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并非仅以立意的新颖和深刻见长，而是另有取胜之道。众所周知，巴尔扎克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们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构思了曲折的故事情节；而莫泊桑却善于从浩瀚的海洋中撷取欢跳的浪花，以小见大，从局部看整体，通过生活琐事来反映社会的本质。《我的叔叔于勒》讲述的就是当时法国的凡人小事。故事发生在滨海城市哈佛尔。小说中“我”的父亲菲利普是个小公务员，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不仅“样样都要节省”，甚至连女儿都嫁不出去。不过，在晦暗的天幕后面，他们似乎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以前被视为“全家的恐怖”的“我”的叔叔于勒，在美洲发了财，“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而且准备回到故乡，和哥哥一家“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于是，“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菲利普一家朝思暮想，眼巴巴地盼望于勒的归来，并对“这桩十拿九稳的事”“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的二姐也因这一“福音”订了婚。然而，一次邂逅揭开了一出悲剧：“我”的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遇见了早已归国的于勒，一度阔绰的富商竟成了衣服褴褛的小贩。这对“我”的父母，不啻晴天霹雳。他们从虚幻的幸福峰颠跌入了现实的悲苦深渊。由此，他们对于勒的看法和态度又发生了突变：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又重新变成了“贼”和“流氓”。菲利普夫妇不仅当时不认同胞骨肉，而且返回时改乘船只，“以免再遇见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对比十分鲜明强烈，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语）这篇小说以于勒的遭遇为引线，虚写和略写了过去和未来，把笔墨凝聚在“我”的一家旅游哲尔赛岛在海轮上巧遇于勒这一事件上，其取材与布局疏密有致，虚实相间，详略得体，清晰生动地勾勒出一幅19世纪后半叶法国小市民生活的剪影。
情节的安排对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来说，也是至关紧要的。《我的叔叔于勒》采取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手法铺排故事，看来平铺直叙，实则波澜起伏。在于勒出场前，小说大起大开，着力渲染于勒在菲利普一家心目中的地位：“全家惟一的希望”，他的信是“家里的福音书”……一家人望眼欲穿，盼于勒直盼到这样的境界：“简直好像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可是，时隔12载之后，穷困潦倒的于勒出现了，“全家惟一的希望”像美丽的肥皂泡那样霎时破灭。自此，情节大落大合，场景的气氛，人物的情感，顿时一落千丈，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然而，这里的大落大合，又非简单突兀的直落和骤合，而是起伏跌宕，给人以回味咀嚼的余地。当菲利普一家久盼于勒而渺无音讯时，作家笔锋一转，暂时抛开了情节发展的主线，而去写菲利普一家外出旅游，使情节的发展舒缓下来。接着，在渡船上又加了一段小插曲，绝妙地描绘和嘲讽了菲利普想模仿漂亮太太吃牡蛎的庸俗心理和菲利普太太既怕丢脸、又怕花钱的尴尬处境，使读者哑然失笑，心情更加轻松。这以后，故事奇峰突起，菲利普发现那个卖牡蛎的小贩很“像于勒”，并惊恐地告诉妻子，从而把情节推向高潮，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作家并没有立刻去揭开谜底，而是让心惊肉跳的菲利普去找船长探听，使情节的发展又暂时松缓了一下。直至船长证实那个小贩确是于勒，情节似乎最终跌落闭合了，不料，作家又妙笔生花，交代了菲利普一家改乘船只、躲避于勒的行踪，把人们引入了沉思和回味之中。而对一个普通的情节，莫泊桑能处理得这般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曲折跌宕却无斧凿之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活跃在情节中的人物，这篇小说的刻画更是特色鲜明。小说人物寥寥，却分别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手法，有明有暗，有虚有实，有详有略，写出了层次，突出了重点，从而有效地节省了笔墨，有力地表现了主题。
小说题为《我的叔叔于勒》，于勒却是作为暗线，虚写和略写的。他身世浮沉，际遇坎坷，年轻时浪荡，中年时得意，老年时沦落，本有许多可写之处，但作家却把这些都置于幕后。轻描淡写，简言略说。他的出现只是在海轮上卖牡蛎那短短的一瞬，通篇只有要价和道谢的两句话：“两法郎50生丁。”“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对于他的外貌，也只有“衣服褴褛”，“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等一般性的描写。
小说中的“我”，作为叙事的主体贯穿全篇。其他人物的态度和行动，都是从“我”的眼里看到的；对其他人物的感受和评述，也都是从“我”的角度道出的。在“我”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褒贬、爱憎、喜怒和哀乐。然而，对“我”的描写也没有用多少笔墨。
至于菲利普的两个女儿、女婿等人物，小说更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对他们的外貌、心理和语言几乎未作任何交代。他们只是起着陪衬、烘托和丰富情节、活跃场面的作用。
那么，小说主要塑造了哪些人物呢？读后看得很清楚，是菲利普夫妇。作家为什么把笔触集中到他们身上？因为这篇小说就是要通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骤变表现主题思想。莫泊桑写人物，特别注重把握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他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支配人物的言语行动，又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去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在《小说》一文中阐述说：“……要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动和举止。作家在整个作品中使他的人物都按照这种方式，以致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其内在的本性、思想、意态或犹疑的反映。”在菲利普夫妇身上，莫泊桑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主张和风格。
菲利普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他虚荣、势利、自私、贪婪，处处在模仿上层人物，时时想爬到上流社会。这就决定了他待人、接物、处世的基本态度：一切以金钱为转移。于是，面对亲弟弟于勒“挥霍家产——经商发财——衰败穷困”的三度起落浮沉，菲利普采取了“惧怕憎恨——奉为福星——深恶痛绝”的三种不同态度。小说绘声、绘色、绘形，细腻地描述了菲利普的言谈、神态和举止，从而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开始，小说突出了菲利普“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使他急切盼望于勒归来的心情跃然纸上。后来，当于勒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小说又着重描绘了菲利普的神态：“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神色很狼狈”，从而刻画出菲利普急剧变化的复杂心理。
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菲利普太太克拉丽丝。小说除了表现她和丈夫一样的小市民阶层的共性外，还通过她的言行神态着意描绘她精细、刻薄、泼辣的个性。比如，当菲利普准备请大家吃牡蛎时，她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她说得何等冠冕堂皇：既爱惜自己，又关心别人；既疼爱孩子，又注意教育。但究其实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既顾全面子，又节省开支。看看这番话，我们似乎听到了她的语气声调，也不难想像出她的表情动作，更可以窥察到她的心理活动。当克拉丽丝十分意外地得知卖牡蛎的小贩竟是于勒时，她曾有过短暂的慌乱，但又很快镇静下来，沉着而冷酷地做了一步步安排：先打发丈夫“去跟船长打听一下”，以进一步证实小贩确是于勒；嘱咐丈夫“多加小心”，防止于勒“又回来吃咱们”；告诫丈夫“别叫他们看出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与丈夫商量好“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避免再遇到于勒。看了小说的这些描述，一个形象鲜明、姿态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
《我的叔叔于勒》虽然篇幅短小，但在艺术上却颇多成就，仅从上述几方面已不难理解这篇小说为什么会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也不难窥见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和特色。当我们细细品咂这篇佳作，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理解，学到短篇小说写作的知识，获得艺术享受的时候，便会懂得为什么莫泊桑的这篇小说会博得我国读者的青睐，并成为中学语文的保留篇目。
（选自《外国古典名作赏析（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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