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女人之间真正的友谊一般要到中年之后来临。因为那时她们才会发现，无论自己曾经多么优秀多么出众，男人绝对不是最后的归宿，女人必须相互扶持，面对共同的命运——孤独。
我的“初爱”给了好友
人活一生，爱过的人有许多，我爱孩子，爱妈妈，爱哥哥，也曾爱过前夫。但我第一个爱的人是谁呢？我的“初爱”，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凯若琳。那绝非甜蜜的浪漫之爱，而是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我跟凯若琳做了44年的朋友。一路走来，我们一起上学、就业，见证了彼此的结婚、生子乃至离婚。友谊把我俩的生活连接在一起，虽无血缘关系，但在心里我们情同姐妹。
我们熟知彼此，而且通过她，我学会了如何全心爱人。人生之路颠簸不平，每当伤心事儿发生时，只要在电话中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内心就能平静下来。
她在我的生命中无处不在——安静时倚在我的肩膀上，不安静时就给我提建议、发警告，直到一年前她因乳腺癌去世。
人生有许多坎儿不得不迈，对我来说，她的去世就是最大的坎儿，因为拥有她真挚又简单的友谊实在美妙，而少了她的旅程孤单又痛苦。
她的存在，使我懂得了情义无价；她的离开，使我感觉自己将会孤单彷徨。我并不是不爱家人，只是这般亲密无间与关心谅解，惟独女人跟女人在一起时才能体会。凯若琳，不可替代。
少年时期如影随形
认识凯若琳，是在1966年，那时我们刚上幼儿园。我很可爱，头发卷卷，乌黑发亮；她金发飞扬，是个小公主，身边有一群小女孩当跟班侍从。
我好想当她的跟屁虫，因为跟她一起混就有歌唱、有舞跳、有球玩，还有人跟你扯八卦。在她和她的跟班面前，我总是卖弄舞姿与招牌动作，因为我崇拜她，想和她做最好的朋友。
有一天，我把一个惹毛我的小姑娘在教室里狠狠揍了一顿，凯若琳在旁边默默地观看。后来她跟我说，她因此而崇拜我。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在某个神奇的一瞬间，我们彼此间产生了“吸引力”，拉钩上吊许诺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于是我们成了“汉娜＋凯若琳二人组”，一起参加派对，一起完成作业，如影随形。
后来我们一起上了中学。学校校长惠特克先生很严厉，他一吼，连最调皮的学生也要抖一抖。在这所中学，男孩头发最长不能过衣领，女孩裙子不能露膝盖。每天早晨有晨课，惠特克先生笔直地站在主席台上，教导我们世间的美丑，我和凯若琳总是交换着调皮的眼神。
那段年少的岁月里，我总觉得凯若琳比我坚强。她爸自主经营药店，所以家里很富裕，吃穿用度都比我好，而且她的父母脸上总是笑容灿烂。我家却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为赚钱还贷，家里住满了租客。我12岁时父母离婚了，15岁时父亲去世了。还好，困难的日子里，凯若琳一直陪着我，给我打气。
我俩也吵过嘴红过脸。17岁时，我吻了她的男友，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我。但风雨过后总会天晴，不管犯下什么错，最后我们又会回到彼此身边。
凯若琳18岁时，父母离婚了，她的痛苦时刻，同样有我的关怀。那一年，我们一起考上了英国华威大学。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我们渐渐疏远了彼此，因为我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凯若琳则继续学业。
再后来，我们一起租房，开始共同为事业打拼。凯若琳帮父亲经营家族事业，设计生产化妆品袋。我则成了职业舞者，兼职做服务员，因为舞者的空闲时间多，而且我还要继续校外进修，不兼职赚钱不行。就这样，我们开始用大人的方式关心照顾彼此。
从那时起，我们从未让彼此失望过，我们带给彼此的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这段友谊很纯洁很简单——因为不是浪漫的爱情，就不必担心激情消退后该怎么办，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也就没有了家庭纠纷。
那天恐惧突然来袭
我们长成大人了，大人的生活就少不了房子票子老公孩子，于是在我们的友谊之间，这些元素悄悄地插足进来。
30岁之前，我们先后结婚，她生了两个男孩，我生了两个女孩。结婚典礼时，我们是彼此的伴娘。
几年前，我离婚了，然后她才告诉我她并不是很欣赏我的前夫。我也觉得她嫁错了人，不过她总是乐呵呵的。说到嫁人，我们无权去决定对方该嫁什么人，因而缄默不语。我一直渴望有个幸福家庭，所以多年来对全职主妇的生活安于天命。凯若琳则不太安分，虽已为人妻，还常回学校继续进修，同时沉湎于家居装修、外出旅游中。
我们住在伦敦不同地区，见面不便，但总是在电话上聊个不停。有时她说我对生活的追求太低，我则说她梦想太多。没多久，她也离婚了，但在她脸上看不到恐惧，只看得到喜悦。
恐惧是在五年前袭来的。凯若琳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我与她面对面地坐在餐桌两头，恐惧爬上了她的脸，也充满了我的心。
我常常一个人为此啜泣，但不能让她看见。每见她一面，我的心就又碎一点。“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这话她从不对我说，所以我也不提。
我惟一没料到的是，面对疾病，凯若琳竟是如此坚强勇敢。医生说她的生命只能维持一年左右，可她硬是为了儿子苦撑了四年。
有一次，她问我以后会不会彻底忘了她。我告诉她，不管多少年，不管在哪儿，我们都是彼此的翅膀。
她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凯若琳的最后时光过得一点都不平静。也许是因为药物副作用或疾病折磨，护士说她脾气变坏了，时不时大发雷霆。但每次孩子来看望时，她马上恢复往昔的镇定，而我来看望时，她脸上就露出难得的笑容。有些时候，我们紧握彼此的手，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需要说。
2009年8月的一个清晨，凯若琳离开了人间。
得知她走时，我的感受很奇怪——只是平静地接受，仿佛已等了好久。丧友之痛，如发酵之酒，日子越久越是排山倒海地袭来，特别是提起电话听不到她的声音的时候。
我的身边永远少了一个跟我一起笑、一起哭的人，但我又感到她未曾真正离开我。未来的日子还有许多跌跌撞撞的路要走，她会永远陪着我，因为她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她的思想灵魂已融进了我的血与肉里。我要说话，她比我先讲了；我感到困惑，不知所措，她出现在我脑海里，指点迷津；我有问题了，她给我答案。
这个星期将迎来凯若琳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我和她的孩子已经约好一起去扫墓。
她在去世的前一天，给我留下一句话：“替我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