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的伙伴都一个个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玩也没意思,就跑到学校窗户底下听声,朗朗的读书声时时传入耳边,心生羡慕,渴望上学。
1965年夏季,妈妈领着我去子弟学校报名,我兴奋不已,因我们居住的是企业家属宿舍,左邻右舍的人来人往,我便逢人就说:我要上学了!爸爸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买一个棉布的花书包、铁文具盒,2支3分钱一支的铅笔和一块橡皮,上学发的书,对书里的人物画有着兴趣,我小心翼翼翻看每一页,闻着书的墨香味心里好喜欢,我爱不释手,时常拿出来看看倍加呵护和爸爸学包书皮,从此书每天伴随着我上学、放学。
1966年,文革席卷了中国大地,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每个墙面,我们低年级的字还认不全就放假,我在朦朦胧胧中度过假期。
终于等到开学,教室不够用,我们按年级分上、下午上课,摇摇晃晃的座椅板凳破烂不堪,钉子里出外进,我们就找砖头砸一砸,上课期间课堂纪律混乱,老师只顾讲课,不管其它,有科任老师不来就改自习,而且我们经常自习。有时上一节课讲的内容黑板没擦,老师就用带颜色粉笔涂鸦,时而听到广播通知放假,一学期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班主任是一学期换一个,四年级后我们才能全天上课,下午就是两节自习。
1971年冬季,我升入子弟中学,师源不足,从小学抽上来的老师任我们班主任,其它科任老师多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想进企业,然而分配到学校,他们不愿意当老师,因那时在批“臭老九”,他们带着满腹情绪给我们上课,课堂纪律乱糟糟,男老师就掰块粉笔头瞄准说话的同学就打,如遇到女老师,管不了夹着教案就走,下午两节课就是搞运动,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等等,运动一拨又一拨。
每年春播到秋收,我们各个年级轮流上企业的农场,背着行李学农,为期一个月,高年级时春播一次、秋收一次。
一天去同学家,看到很厚的一本书,纸张有些泛黄,没有封皮,没有结尾,书角有些卷边,我信手拿起看看,被书故事情节所吸引,我的心灯被点亮,在三要求拿回家看看,答应明天上学还,我利用写作业时机,把书放在课本书的下面,余光瞄着妈妈,提心吊胆浏览,妈妈来了就写作业。因为还要照看弟弟,在妈妈的一声声催促中,很不情愿的收兵,晚上趁家人都睡着了,我悄悄的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全神贯注,妈妈发现有亮光喊我,我浑然不知,突然掀开被子,却吓得我大叫一声浑身哆嗦,妈妈很生气,扬起书就要撕,我奋不顾身全力保护,最后把书扔到地下,我心疼的舒展被蹂躏的书页泪如雨下,被警告以后不许看书。
以后才知道我看的是《苦菜花》,从此看书是一发不可收拾,家是不敢看了,在课堂看,愿意上的课就听课,不愿意学的就把书放在课本底下看,政治老师不管学生做什么,只要保持课堂纪律就行,我们就大鸣大放的把书拿到书桌上看,那时书少我们就费尽周折,千方百计的找书,同学们排号都如获至宝,给两天时间相互传递,《铁道游击队》《欧阳海之歌》《红岩》《家》《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等好些书都在那时打游击看完的。
一日“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在同学中流传,看完后感觉不过瘾,渴望自己拥有,几人分页抄写,用两节课时间抄完,这本手抄小说在我班最盛行,每个人都看到过,最后也不知消失在何处。
我是小学读书五年半,中学五年半共十一年,在学工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学毕业了,在学习生涯中,我不知道是否能算高中,当年认为的好学生,肚里确没有多少墨水,可我也是无奈呀。当年认为的“禁书、黄书”在那个年代,我们都视为宝书,这些书填补了我们空旷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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