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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了个小水桶，攒着一分硬币上了岸，茫然四顾两岸的水漾人家。可能是街上人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下人吃晚饭的时间早一些，这时候已经有人家在门口摆上小方桌开动了。我走到一家正在吃饭的人家的门口，对一位正在往方桌上端菜的老太太说了自己的意思，没等老太太回话，坐着的一位中年人嘟囔了一句：‘又是要水，我们的水可是要用钱买的哦······。’。我连忙示意了一下手里的硬币，老太太见状，说：‘你又嚼舌头！’又朝我说：‘来，孩子，进来吧。’老太太一边给我舀水，一边说：‘你们是第一次在临平停船吧？以后要把水带来，临平的河水不像你们乡下的干净了’。我要给她钱，她笑笑没接，说：‘傻孩子，走吧，小心点，别撒啦。’”
这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的50年前平生第一次来临平向人要水做饭的情景，也是我直接接触临平人、真正的老临平人的开始。对“吾啦”临平人，我除了好感还是好感。他们实在、平和、不势利，更有一种笑纳尘缘的胸怀。这不，50多年前余杭县政府搬到了临平，外乡人成了临平的主人，老临平像一杯浓浓的奶掺进了大量的清水，“吾啦”的味道淡了。
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在北京，一个蹬三轮的你都惹不起；在上海，一个不小心就会招来人骂“外地人”；在深圳，随便一个捡垃圾的都不会被人瞧不起，因为在深圳，任何人都可以创造神话。这是深圳一种独特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平等对待和尊重每个人。
临平当然不能跟深圳比，但作为一座有1700年历史的古镇，临平确实没有排外的情绪。这或许是因为，今天在这里生活的多数人都是“外乡人”，没有“门前大”的潜意识；更或许是因为老临平人骨子里善待外人、海纳百川的传统基因的嫁接留存。反正在临平，甚而至于在整个余杭，你无论是当官，还是办企业，也无论是打工，还是旅行或者做小生意，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外人，临平就不会把你当外人。临平似乎就是你的老家，就是你老家门前的大槐树。
威尼斯的贡多拉都是黑色的，早期却被漆上各种五颜六色有色彩，争奇斗艳。几百年前，威尼斯贵族们喜欢乘坐雕刻精美，装饰着绫罗绸缎的贡多拉互相斗富。为了刹住这种奢靡的风气，威尼斯政府颁布了一条发令，禁止把贡多拉漆成彩色，于是，曾经争奇斗艳的贡多拉都变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黑色小船。在１５６２年规定公朵拉统一漆上黑色的成为船身，成为现在旅客所看到贡多拉面貌。现在唯一可以让这些船主发挥的空间，就只剩下船尾及两弦的金色海马，以及船上的鲜花装饰。 威尼斯市政府极力塑造的是一座平等的城市。
临平同样是一座追求平等的城市。有一次，我的一个外地来临平做小生意的朋友到一个政府部门办事，携带的资料少复印了几张，办事员二话不说马上帮他复印好，还不收费。临平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睦的。学校里，单位上，师生、同学、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窝里斗”是咱们中国的“特产”，矛盾哪儿都有，但在通常情况下，临平人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而且也多少有些家庭般的温馨感。比方说相互之间的称呼，除必须加以头衔的外，一般都称名而不称姓，比如“建华”、“慧英”什么的，宛如家人。无论老头子，抑或小伙子，都可以这样亲切而自然地称呼自己的女同事，而毋庸考虑对方是一位小姐，还是一位夫人。反过来也一样。女士小姐们也可以这样呼叫自己的男同事男同学。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即便夫妻之间，也不能这样称呼，而要叫“屋里头的”或“孩子他爹”。同学之间，即便是同性，也要连名带姓一起来，否则自己叫不出口，别人听着也会吓一跳。同事之间，当然更不能只叫名不叫姓，至少要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比如“建华同志”、“ 慧英同志”。除此之外，则不是“老张”、“小李”，便是“刘处长”、“王会计”。所以外地人到了临平，便会对这种“家庭感”印象深刻，并欣然予以认同。
这种家庭式的人际关系无疑是能给人以温馨感的，而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城市。事实上，临平人不愿离家，即便离开了也要千方百计再回来；外地人来了临平，往往就从此在这里生根开花。
确实，在临平工作和生活，无论你来自哪里，也无论你来的早还是迟，你都会闻到母亲怀里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奶香：到了这里，就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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