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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独山玉

[db:作者]  2019-01-21 00:00:00  互联网

  庄稼人地位卑下,与金尊玉贵无缘,那时候,却家家都有几件玉器。就连邻村那个拉着儿子讨饭的麻脸寡妇,棉帽正中也缀着一块半寸见方的白玉,棉帽脏旧,玉却洁净,时时闪着银色的光。她儿子细瘦的脖子上,挂一只长命锁,豆绿色,玉制的,扁扁的似打火的火镰儿;系长命锁的红绳儿已被泥污汗渍弄成乌黑,那玉仍明明地透出翠色。

  玉不当饥寒,也少实用价值。但,贫穷之人也有玉,除了温饱,似乎也有别的需求。在庄稼人心里,玉身上或许还有许多意思,甚至意义,不会言说,却朦胧感知。玉也参与农夫农妇的漫漫人生,在苦咸酸辣的凡俗日子里浸泡,在时代和生活不可预知的动荡簸弄中,失去或破碎,仿佛连念想也没留下。

  我家也曾有玉。

  奶奶有一柄玉簪。其实是黄铜做的簪子,只手拿的大头镶一粒比蚕豆稍小的碧玉,沉甸甸的,晶莹而美丽。老人家只在赶庙会或走亲戚时,才从抽屉取出,梳罢头,绾好髻,一手握发,一手细心插入。我印象最深的是,奶奶那次回娘家(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缠脚、扎腿、梳头一毕,穿上蓝靛染过两遍的老蓝土布裤褂,去灶屋门外弯腰对着水缸,以水为镜,插上簪后,头左摆右摆,看是否周正,而后,提起小包袱,登着三块石头支起的捶布石,跨上父亲鞴好的驴。奶奶骑驴顺着夹在草丛的村道去了。我看见,驴尾巴左右甩得很活泼,那玉簪在早霞里闪闪烁烁,像一只小巧的彩蝶儿追着飞。

  奶奶头发日渐稀疏,日渐苍白,终于绾不成髻,只能用头绳儿扎个纂儿,最后,那纂儿没有墨水瓶大,就再也插不上簪了。那簪还在,老人家交代,死后入殓时放头下。那是奶奶的陪嫁物,带着青春的记忆,想必要把那记忆带到人生的终点,或许还要带往来世。然而,奶奶死于大饥荒开始时那个春天,死在堂屋东间铺了一把柴草的干地上,头枕一块坯。闭眼前不再说饿,只要簪子。那时,家里只有四堵墙,家具全无,哪里还有玉簪啊。五年前就准备好的棺木,也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被劈开扔进了“大炼钢铁”的“土高炉”。老人家带着大大的遗憾去了……

  母亲有一只玉镯,乳白色,带几丝绯红的晕。原是外婆的。外婆说,是她外婆传下的。她外婆是财主,花三斗小麦买的。母亲并不戴,整日干农活,做家务,不免磕磕碰碰,很容易打碎的。只是珍藏在箱底,珍藏着先辈留下的一脉圣洁温润,一脉对美和高贵的隐隐追求。也偶尔拿出来看看,摸摸,戴腕上试试。母亲皮肤白皙,戴上很相称。如果生活在富家,她很配戴这漂亮的玉镯。我也要拿手里摸摸,母亲一再叮嘱“招呼着,招呼着”,才给我。那物件儿硬硬的,又柔柔的,凉凉的,又温温的,滑滑的,又腻腻的,摸着好受用。

  “大跃进”的火热日子里,母亲被派往一个叫小郭庄的地方修水库。家已不像家,玉镯无处藏,就从里屋的墙缝取出,带上去工地。当然不能更不敢戴腕上,只能装内衣的口袋儿里。母亲挖砂,担土,抬石头,干男人的活儿。那时的口号是“超英压美赶苏联,不怕少活二十年”,都得拼命干。母亲也是小脚(她幼小时紫禁城里已没了皇帝,孙中山下令放脚,外婆思想老旧,硬逼着缠脚。后来母亲多次埋怨外婆,却也晚了),就要吃更多苦。两脚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地上捣啊。一次“会战”,母亲在坝上搬石头,狠狠跌了一跤,碰破了额头,同时摔碎了玉镯。那一刻,她一定很伤心,不为出了血,是为毁了玉。母亲没闺女,原准备把它传给未来的儿媳妇的;碎了玉,也碎了心。那以后,母亲一定很怅惋……

  父亲吸旱烟,烟袋秆是竹制的,年深月久,已使成了褐色。上端嘴噙的哨儿(也叫烟嘴儿),是玉的,姜黄色,兼有几点茄花色。下端的烟锅儿是红铜的,左右两旁,被粗糙的手捏得光亮。再配以拴在烟袋秆上的烟布袋儿、火镰儿、火石、纸媒儿,和一根系于烟布袋儿上用于挖烟锅里积存的烟灰烟油、下端呈勺状的细铁丝,就是全套吸烟工具。爷爷早死,父亲十二岁就学会种地,同时学会吸烟。庄稼汉都吸旱烟,只那个一身婆娘气的小五爷不吸烟,都说他不是男人。来了邻人、客人,总先拿出旱烟袋,手握哨儿擦一擦,双手递上。只几个穷极的男人烟袋秆上没哨儿;庙会上买个最短最赖的玉石哨儿,要花二升高梁的钱呢。父亲的烟袋哨儿是爷爷的。爷爷去世后,除留下四亩半地、两间漏雨的草屋,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玉制的烟袋哨儿了。富户老三爷,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吃得开,面子大架子也大。他的紫竹烟袋秆比擀面杖还长,烟锅儿亚赛小瓢,玉哨儿足有一柞长,淡青色,洒雪花状斑点,似夏日的蓝天上飘着白云。他掂着烟袋或把烟袋半截插入脑后长衫的领内,在村里大摇大摆走,烟袋哨儿跳跃着耀眼的闪光,很是气派,令乡亲们羡煞。他的旱烟袋很少让人吸,偶尔有人吸过,会炫耀几天:“嗨嗨,三掌柜叫我吸袋烟……”据说,财主的老太爷吸水烟,水烟袋是白铜的,镶着玉环。土改后分给一个好吃懒做的贫农,贫农吸不惯,卖给了收荒的,换的钱买二斤烧酒,回到家两天喝光。

  在家里,父亲早晚喂牛时吸烟。不吸时,烟袋挂堂屋前墙檐下楔的枣木橛子上。那些年,父亲庄稼种得好,奶奶母亲纺线织布,家里有吃有穿。而且共产党来了,天下太平,不必再跑土匪。日子就过得安适,滋润,圆满。父亲蹲在院里的枣树根上,或坐在牛槽前的木墩上吸烟,有一种幸福感,甚至陶醉感。忙时候,挂在墙上的烟袋,那黄的哨儿,褐的秆儿,红的烟锅儿,和盛开的榴花、满树玛瑙似的枣、树上挂的金色的玉米棒,磨扇做的石桌上破瓦盆里的指甲花,加上从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鸡、狗、猪、羊,恰好构成一幅堪称《农家乐》的斑斓的画。我牧牛、割草归来,进大门就看见父亲的烟袋;一看见,就有一种踏实感。不太久,来了“统购统销”,一再强逼父亲把所剩无多的粮食再次卖掉。紧接着,来了“合作化”,土地、牛驴、大车犁耙都入公。父亲不愿下地干活,一直给生产队喂牛。他说:“都不出力,看着气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吃不饱,活该。”那些年,他吸烟更多,吸的是闷烟。他心里的苦,无处倾诉。

  大概在我还穿开裆裤时候(农村娃娃煞裆晚),一个金色的黄昏,父亲说,玉石出在独山。南阳府有很多玉铺,卖镯子啊、簪子啊、耳坠儿啊、烟袋哨儿啊,都是独山的玉石做的。我问独山在哪儿,他向西一指:“那儿,离咱这儿六十里。”我直头看去,夕阳落照里,地平线上鼓鼓地拱出一弧碧蓝,像一个倒扣的瓦碗。想,那里漫山遍野的石头一定都五颜六色地闪光,像奶奶的簪子,娘的镯子,爹的烟袋哨儿,不禁对那山心驰神往。长大后,才知道,玉藏在独山肚里,开掘出来,十分不易。从毛石成器,到商贾流转,到进入我家,到渐次失灭,每一件,都仿佛带着一篇《史记》……

  前次还乡,又一次去看残破的旧屋,不期发现檐下那个枣木橛子竟然还在,却没了父亲的旱烟袋,连同那个姜黄色洒紫点的玉哨儿。那物件儿早已不知所终。父亲三十年前已过世,就在正要分田到户的那个春天不甘心地猝然离去。这个把土地当成性命的庄稼汉,终于没种上自己的地。他的后半生活得惨淡,只有旱烟袋相伴。

  庄稼人失去了玉,不只失去了玉……

  如今,乡亲们丰衣足食。新媳妇可能有一两件金银首饰,从没听说有玉器。男人们都吸纸烟。带玉哨儿的旱烟袋几乎绝迹。

  玉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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