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命运多舛”来形容我的上半生，我觉得十分贴切。
据母亲说，我两岁半时出麻疹，出到腰部，那红红的疹子死活不肯再往下走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当时母亲年纪尚轻，并不知我已经并发了肺炎。就在那天中午，我父亲要出差远行。他看了看帐子里的我，还是走了。
当时我们都随父亲在一个叫“文成”的农机修造厂里，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山区举目无亲，而我的二弟才五个月大。
那个晚上我发高烧，抽搐，鼻翼一翕一翕的。母亲抱着我去挂急诊。见我抽得那样，医生叫所有排在我面前的急诊病人让开，给我先看。医院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二弟，在医院那张狭窄的病床上住院一个星期，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0岁那年，父亲已调回台州，我也在海门红旗小学（现在的椒江实验小学）上三年级。
上完体育课，我觉得全身乏力，人都快虚脱了，便向老师告了假，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学校离家很近，只要穿过一条五六十米的茅坑弄堂就到，可是我却走得很艰辛。到爷爷家的老屋时，几乎连跨门槛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浑身疼痛，尤其是右腿。我一瘸一拐地终于挪进那十几平米的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是被母亲的叫声弄醒的。她抱起了我，用自己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一直来都是这样给我们试体温的。只听到她说，滚烫！我睁开眼，发现我那三个月大的小弟躺在我身边，不住地蹬着一双小腿。这时我父亲也下班回家了，母亲告诉他，说我病了，得赶快背着我去人民医院（现在的台州市立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医生。我虽然烧得迷迷糊糊的，却记得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熟人闲聊，对我们的到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父亲赶紧递过烟去，他老大不情愿地转过头来，接过烟看看，扔在桌上。他问我：“怎么啦？”我艰难地开合着嘴巴，说：“难受，腿痛，肚皮也痛。”父亲补充说：“还发烧。”这位医生从一个瓶里抽出一支体温计，一下子杵到我嘴里，又和那个熟人聊天去了。他聊得太专注了，以至于父亲给我拔出体温计看了，紧张地喊：“医生，高烧四十一度！”他才回过神来。
那个和他聊天的人说：“陈医生你忙。”起身走了。于是我们知道他姓陈。陈医生在我嘴巴里、脖子上鼓捣了几下，断定说：“重感冒”。父亲怀疑地问：“那腿疼肚皮疼呢？”医生说：“重感冒浑身都痛。”
于是开了药方，让我连挂三天大瓶。父母亲天天背我去医院，天天挂好几个大瓶，把小弟留在家里让二弟照看。我很不好意思，我是大哥，不但不能帮父母的忙，还老让他们背来背去。可是我腿上的肿块越来越大，疼得根本无法下地。三天的针都挂完了，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
接下来是个星期天，母亲把我背出门时，说：“今天人民医院休息，我们到中医院去吧。”一进中医院那个老式四合院的大门，一位和我母亲熟悉的、高个子护士就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她指着背上的我，问怎么了。母亲就把我的病情说了。那位姓周的护士让我们进了她的外科工作室，让我躺下。她在我的腿上、肚皮上摸捏了几下，说：“脓毒败血症吧？”母亲的脸一下子吓得煞白。周护士说：“我也说不准，明天找个好医生仔细看看吧。”
整个星期天，我又在中医院挂了两个大瓶。
第二天，我又被背到人民医院，接诊的还是那位姓陈的医生。母亲提到了“脓毒败血症”五个字，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开了许多化验单。一圈下来，我被确诊为脓毒败血症。陈医生当着我的面说，这病十分凶险，尤其是儿童和老人，病死率百分之九十！他晃着脑袋，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住院医医看吧。”
我虽然小，也知道这“医医看吧”不是什么好事儿。却因为小，对“死”的概念很淡薄。现在想来，这说法对当时我的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赶紧为我办了住院手续。父亲跑出去买了本医学的书，成天翻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一般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全身感染而起。于是我记起了前几天匆匆跑过茅坑弄堂时，被一块石头蹭破了一块皮，肯定是那个伤口惹的祸。
隔壁病房住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陈医生指了指说：“他也是脓毒败血症。”我看了看那孩子，一刹那明白了什么叫“同病相怜”。
这病很是难治，试用了几种抗生素效果都不理想。那些肿块像不安分的幽灵，在我身上到处游走，今天在肚皮上，明天就到了胸口，后天又到脖子上。它们就像雨后春笋，防不胜防地会从某个部位冒出来。有一天我呼吸困难，气喘如牛，肺好像就要炸了。护士赶忙推来氧气瓶让我吸氧，医生说是可恶的脓毒们跑到我肺里去了。
后来改用了红霉素，那红霉素的反应我至今想起都后怕。瓶子挂上去才一会儿，肠胃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接着，仿佛有几十只老鼠在我体内奔突，啮噬着我的心肝，叫我坐也不是，卧也不行。难受使我都吼出声来，好几次都想把针头拔掉，但知道这是治病，拔不得的。接着我又恶心又呕吐，吐了一地，吐得眼泪鼻涕的，很是狼狈。就这样上午吊针下午吊针，病情却没有好转，我经常神志不清，说胡话，身体多处出现了脓肿。轮到那位陈医生值住院病房的班，他断言我活不下去了，劝父母亲把我背回家去。
那天，隔壁那个男孩被一条白单子盖得严严实实的，推了出去。多年后母亲跟我说，那天她见到那个孩子走了，她自己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然而父母俩决不放弃。有一回陈医生摊着双手，对我父母说“药物对你儿子来说无效，我是治不了了。要么你们自己说，用什么药吧。”爸妈就根据医书，真的说出些药名来。陈医生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记了下来。从那开始，医院就用我自己父母拟的药方给我吊针。
父母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找有名望的老中医，开了中药煎了给我喝。又到处寻求民间偏方，母亲还听从邻居女人的劝说，请来道士巫婆作法，来了个中、西、巫、道综合治疗。后来，他们听说南山殿附近有个土郎中能治疑难杂症，于是每天晚上把我从医院背出，背到南山殿，看了病又背回去。那阵子东方红大街（现在的中山路）正在拓宽，路面全被挖开了，只剩下边沿的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小道上还全是泥巴和石块。父母亲背着我，小心翼翼地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
一天晚上，父母正带我在戚继光庙旁的一个土医生那里看病，外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听得人喊：“着火啦！着火啦！”母亲背着我出门一看，只见西南角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把半边夜空都照红了。母亲喊道：“不好，那可是我们家的方向啊，可别把我那两个孩子给烧死了！”母亲把我扔在土医生家里，自己拔腿就跑。正在修建的东方红大街坑坑洼洼的，又没有路灯。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火光的方向赶，摔倒了爬起，爬起又摔倒。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老工会门口，才看到火灾现场并不是我们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被父亲背回了家。
我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她的腿上、膝盖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鞋上全是泥。我掩住脸，泪水无声地从指缝溢出。
由于父母的执著，他们的永不言弃，羸弱的我经过综合治疗后，神志变得清爽起来，潜伏在我体内的病魔竟然一点点地退缩了，那些脓包也慢慢地偃旗息鼓了。45天后，我像婴儿一样慢慢地重新学习走路了，胃口也渐渐地好起来了。
这一场和死神的拉锯战，父母亲胜利了，他们紧锁的眉宇终于舒开了。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债台高筑；为了给我治病，父母的背都累弯了，腿都跑细了。这期间，他们没有吃过一顿正常的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母亲竟得了胃溃疡，一下子像老了10岁。
父母像一棵参天的大树，荫护着我，他们的脊背是坚硬的盾牌，抵挡着妖魔鬼怪的魔爪；他们给我的生命，远远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我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