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如果你爱上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始终能温柔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无瑕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温馨的记忆。”
可是那时候，我喜欢过他么？爱是什么？
——题记
初识Pasteur时，我八岁。
那是三八年夏天，为躲避战乱，父亲率全家从杭州移居上海，在法租界一条名叫裕和坊的优裕时髦的弄堂里，行医为生。当时的裕和坊业主多为沪上名医富贾，包括两位卫生局长在内。这使初来乍到毫无根基的我们备感落泊，日子举步维艰。
那时，我与姐弟三人都已是半大的孩子，相当顽皮。每天午睡后，父亲总是勒令我们在门前的藤椅里坐成一排，而鞋是被收掉的。那情形肯定很滑稽，以至常有个穿着旱冰鞋的男孩溜过来取笑我们。后来得知那是卫生局长的公子，英文名Pasteur，长我两岁，就住我家斜对面那一栋。
Pasteur，一个少有笑容的清瘦的男孩，小小年纪就冷板得几乎不与人费口舌，看人时候眼神多半是远的静的，同龄的孩子根本就和他闹不起来。这样的Pasteur却仿佛天生与我们合得来，常常“混迹”于我们中间，时间久了俨然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只不住一起罢了。每每跑晒台上去，不大响地尖尖地唤声“Pasteur！”，那瘦瘦的身影十之八九就会跃然眼前。如今微笑着怀想，这大概就叫缘分吧。和他一起成长的岁月是那样的快乐。于我，他从来都是可亲的兄长，因了他，我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从没有遭受过欺凌。父亲不在时候，我们差不多成了裕和坊最为晴响的一群孩子。
那时候父亲每个周末都回杭州去料理葛岭疗养院的事务，母亲则把大部分时间挥霍在麻将桌和戏院里。这使我们有机会跟着Pasteur学溜旱冰，然后大大小小的一群到霞飞路上去呼啸欢畅。接着Pasteur又教会了我们骑脚踏车，没人管的时候爱上哪儿上哪儿，实在是自由自在，风光无限。
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我们都在悄然长大，而我却一点没发觉。有时Pasteur骑车带我出去兜风，老规矩把我“放”前面，也依然如故，开开心心，无半点羞赧。
十四岁考上进德女中，这让父亲大为不满。当时姐姐就读于中西，父亲认为我也当争气地考上中西或者圣玛利亚，于是乎搬来了家庭教师，专攻英文。每每回家，发现家教早已恭候堂上，不由怒从心头起，课前必罚其吞下一大碗面疙瘩。为此，家教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请来的是进德的班主任，不敢闹了。翌年，终于哭哭啼啼考上中西。而十七岁的Pasteur则已由圣约翰附中顺利入读圣约翰大学医科，成绩斐然。
中西是当时的贵族教会女校，尤以英文教学为重。记得初一念的就是整部的《Heidi》，这在杭州弘道是初三的课本。以我的心性若不用功苦读是绝对跟不上的。于是只好收敛了玩兴，与Pasteur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少了。而每逢租界宵禁我们总是悄悄溜出来，这时候什么也做不了，大人也管不了，弄堂里便成了孩子们的天下。据说有一次，Pasteur曾趁乱吻了我一下。对此颇不以为然，心想哪会有这等事儿，造出来的罢。那时并不懂得Pasteur在以他的方式催促我长大自己的心。
有回拿着新照的相片去给他看，被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使我颇为惊讶，因为母亲曾说我丑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赶紧把相片拿来仔细地看，还真是的。一开心，就说：“送你啦。”
而当我捏了那个雪团朝他砸去，不吝让快乐在他身上白花花绽放时候，十六岁了。长我三岁的温婉娴静的姐姐早已是裕和坊备受推崇的淑媛，而我身上还丝毫不见此迹象。对此Pasteur仿佛不急，依然耐心地等着我往文气里长，往他身边长。以为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故而不响也不恼，只看我一眼，拍下衣服完事。当我心血来潮迷上足球时候，十七岁了。依然跑晒台上尖尖细细叫声“Pasteur！”球网便在弄堂里架起来，穿着旗袍的前锋中锋兼后卫看着守门员频频摔跤的样子，简直开心得要命。此举吓坏了尊贵的邻里们：“看，嵇家二小姐，这么野……”
至此，Pasteur大概终于对自己难以改变我无休止的烂漫而感到泄气，决定一反原先温和的做派，改以一种宣告式的极端方式敦促我好好长大了。而那天于我是个多么明快的日子啊，都不知何以明快如此了。只记得买来满捧的棒糖大请其客。弄堂里的男孩女孩都围着我，真好不得意。这时候Pasteur一声不吭走过来，低低地问：“怎么没我的呢？”是啊，怎么没你的呢？心里也觉得奇怪。只好抱歉地说：“没有了呀。”“那就把你的给我。”当下不由分说就摘了我手里正吃着的棒糖吃去了。怔怔地，被钉在那里，不知所措，人整个地红了，再也笑不出来了。
开始在心里静观这个一直被视作兄长的男孩。当十七岁的我还动辄喜笑颜开时候，十九岁高高瘦瘦的、不算英俊却透着刚毅的他俨然已是沉稳的绅士了。而他的装束又是多么普通啊，尤其到了夏天，从来都只穿白夫绸的衬衣，藏青或黑色的裤子，整洁质朴，毫无纨绔子弟的意味，唯有腕上那块名表，才会引人羡慕地猜测他不俗的家境。
时间久了，更是惊讶地发现他常在该睡觉时候在我家门外孤独地徘徊。这情形，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觉察到的。不知他父母对此抱以何种态度。他们一家与人话都不多，与我父母也止于客气的招呼。他那个同在圣约翰就读的姐姐更是飙得很，几乎从没有融入过我们。而这与Pasteur似乎全没有干系，他从来都只是他自己。
当时姐姐正无可救药地与表兄暗自陷入热恋。那个也是瘦高个儿、也不漂亮，且于黄埔军校射击训练时损了只眼睛却令那么美丽的姐姐坚贞不渝的表兄，很快和Pasteur缔结成较之英美更为亲密的盟友。相对于母亲的欢喜，父亲显然大不友善。备受排挤、门可罗雀的状况常令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父亲气哼哼地遥想当年葛岭疗养院门庭若市的盛景。若不是怕给日本人捉去做事外加医院给扔了几颗炸弹，何以来你上海的地盘上落泊至此。于是每每从惨淡经营的诊所回来，见了两个高高瘦瘦、毕恭毕敬的家伙，那脸色，只差没好意思把人赶将出去。
于是，在家时候我常被管制起来。而Pasteur对此则不屑一顾，有天居然当着父亲的面理直气壮地招呼我：“有两张戏票，想请你去看。”我又惊又怕，只好哭。戏虽然没看成，但Pasteur照样我行我素，频频光顾，甚至宁愿坐地板上不厌其烦地帮着佣人捉米虫，就因为知我在房里待着，令父亲既切齿又无奈。而我，每每躲在白色丝窗帘后面，心怦怦跳着，期待的，却是他的离开。
再没有跑晒台上去尖尖细细地叫那声“Pasteur！”有时出门，只会稍稍开条门缝儿偷眼望望斜对面的晒台，而往往见他昂首挺胸伫立上面，尴尬之余，只得作罢。
有天应邀与另一个男孩打羽毛球。不一会儿就发现对手身边多了个他，完全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球自然是打不下去了。那个后来去香港读神学院的英俊男孩再也没来找过我。
这以后，我竟有些无奈地走进了他的世界，听他说着我似懂非懂的话题。我们一起聊天，散步，娱乐，但在我却是平平淡淡，甚至没有了先前的快乐。就在那时候他给了我这本庐隐的《象牙戒指》，嘱我看一遍。他想让那枚象牙戒指来我的生命里唤醒爱情。可是在他身边，我心里始终没能漾起那抹柔软，也始终没有低下眉眼去就能感受到的他的目光和自己的心跳。
知道么Pasteur，友情是不可随意转换的。你纵然使我长大了，可我的快乐却一下给拿走了。如同从一片灿烂的晴朗没有过渡地步入静柔的阴凉。这或许没什么不好，可怎么叫人如此地难受。从来都是快意时拉了就跑的那只手，如今轻轻揽上肩头，怎样地不自在啊。每当走出这样的情境，竟是如释重负。这种距离，是近了呢还是远了。
而父亲终于怒不可遏，几乎对我动用 “酷刑”。也曾遭受过那般棍棒。那只是为了力争父亲以一两黄金的代价给姐姐购得的那双“水晶鞋”，整整三天，不屈，迫使父亲只好一碗水端平。而这次，怎么轻易就屈从了呢。如果知道那将被多年后的自己从此铭记，我会不会像姐姐那样，在心底里无畏而执著地随了他去呢。
托佣人捎信去致歉，并索还我的小照。那边沉着脸回话：“让她自己来！”
我颤颤地去了。似乎父命难违。只可悲，到这时心里还不甚明了：爱是什么？自己喜欢过他吗？
见了面，我几乎是哭着乞求：“体谅我的处境吧。”他沉默许久，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方丝帕——天知道我的东西是怎么跑他那儿去的，展开，里面裹着那张已被他剪成圆形的小照。“我把它嵌在了手表的背面。”他解释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在一起。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知道吗，这两样东西从没有离开过我。”
分别是那么快地到来。四八年暮秋的上海，阳光依然费力地想从慵懒的云层里透出来，黄昏时候更像是轻轻漫了层雾一样灰黄的迷离。缓步走在不知是诗意还是凄清抑或什么也不是的情境里，不知不觉就来到一处我们常去的街角。抬眼看那个攀了渐渐泛红的长春藤的欧式阳台。记得Pasteur曾说，这是罗密欧相会朱丽叶的阳台。周遭这么静，唯有梧桐树叶纷扬而下，追赶着人的步履，让人感受这个黄昏满怀怅惘的心事。再往前去，蓦然就见那个熟悉的身影真真切切站在那里，静静看我。才想起这段日子即便打开了晒台的门去，也再不见了Pasteur伫立的身影，仿佛他就那样从我的日子里消失了。而此时，他是不是在等我呢。他该知道我们即将举家返杭了。还走过去么？可是如今还能和他再说些什么，一切都过去了。都结束了。一番踌躇之后，终于选择了转身缓缓离去。十年的相伴，就此落下帷幕。
回到葛岭的日子无疑是快乐的。姐姐出嫁之后，弟妹就在我的统领之下了。我们骑着脚踏车在幽静的北山路上风驰电掣，驾一叶扁舟去浩淼的西湖里怡然自得。还有的时候，我们扑雪人、打松狗、捉果子狸、偷看山人的笋，甚至借着月色上山去吓唬抱朴庐的道士，或者摸黑从初阳台翻岭到紫云洞去，一路大呼小叫，声音传得很远，很吓人……那样洞天福地的时光，到底冲淡了心里仅有的不安和隐隐的追悔。也曾想起Pasteur来，给他去信，开开心心邀他来葛岭“玩玩”。终是石沉大海。不久听说他们全家去了香港。他中止了学业，谋职于国泰航空公司，两年后又去了加利福尼亚。
Pasteur就这样渐渐淡出了我的岁月。而我也终于走着自己选择的路了，孤独疲惫的，从此风雨飘摇的路。曾以为春天还长，去了会再来。却不知春天这么快地就从我的人生里过去了，从此再没有为我来过。五六年挽着两个女儿黯然作别杭州前夕， Pasteur的一个同学来葛岭看我，告诉我他至今独身。当年得知我的婚讯时，曾一遍遍对人唠叨：“我待她那么好，那么喜欢她……”
眼前到底模糊了。对于一个不太会流泪的人来说，那泪该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吧。这时候才真正想念起那个名叫Pasteur的男孩。那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孩，全不同于那些纨绔子弟。他是那么有教养，那么朴素、孤傲和亲切。可惜他用了整整十年的光阴也没能长大我的心，把我长到他身边去。这一程我使他疲惫了，那就从此住进我心里来歇息吧，让我用终于涌起的温情好好陪伴他，一生。
终于有长长的时光可以微笑着捧起《象牙戒指》了。这本书因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陪伴身边最久远最温馨的旧物。书里的故事与我们全然没有关系，当年Pasteur只是想让我读懂爱情。而当我真正懂得并从此珍藏时候，爱情却只在无眠的夜半醒着，清晰得再不复梦幻。那枚白夫绸般素朴的象牙戒指，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再没人给过我。
如今再度捧起它，我就想重新走过那个黄昏的街角了。在我十八岁那年暮秋的上海的黄昏，在那个长春藤影斑驳的叫做罗密欧相会朱丽叶的阳台底下驻足，低下眉眼静静等待那阵再熟悉不过且不复令我张惶的脚步声一点点走近来，听听那个瘦高个的，不算英俊却刚毅执著的男孩想对我说什么。即使今生无缘在一起，也静静地，听他把最想说的话说完。
而十年的不弃相伴，我终是连再见也没和他说过一声，所以我们今生都没能再见，就这样在命运里失散了。以至到了暮年时常还会想起，那个穿着旱冰鞋的名叫Pasteur的男孩如今在哪里呢？
不知母亲如今日渐混沌的念想里还会不会出现那个名叫Pasteur的男孩，脸庞还会不会偶尔地撩过霞飞路上袭面而来的那阵年青又畅快的风。当那些令人缱绻的往事再没人提起，老式的电话铃声一阵阵响着，而尘封的屋子早已空无一人，就把那些凋零的美丽留给我吧，好让我在我的时光里替他们去温暖地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