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献给我乡下的母亲，您曾让我无数次冲动的感情在困苦中得以平复。
至少十年以来，我一直梦见我在房屋的废墟上爬，但又从未爬出去，这些废墟一直在我梦中出现。——奥托.迪克斯
我在县城北关的小巷里见过那孩子。是个衣着朴素的漂亮男孩。大地震没到来之前，他每天在那条巷子里要走好多回。那时候巷子两边的房屋还没有坍塌，阳光穷尽心思也无法驱散巷子里的黑暗。当你在穿行不歇的晨光或暮色里看到他那双像衬衫上第二颗黑色纽扣一样明亮的眼睛时，会觉得他是个宠儿。谁家的？抑或是神的。
他叫宋二喜，听名字你就会立刻明白他是坐着车厢限乘二十人却挤了四十个人的面包车经过八九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从乡下到小县城来上学的孩子。他被警察逼到钟楼上，他一直都没有害怕。他从钟楼上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害怕，表现出男人二十七岁以前的勇敢。这种勇敢过了这年纪大概就再也不会有了，三十岁以后，男人就越来越贪生怕死，在死亡面前畏首畏尾。他爬上灯塔的那个下午，阳光一直躲在昏暗厚重的云层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钟楼上的灯便亮了。红色的光芒刺破了沉沉的暮霭，将它周围的天空染得像鲜血浸透的胸膛。好多人都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仰起脸来看他如何从那么高的地方俯冲下来，把脑浆涂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他却转了身，绕到了灯塔后城市看不到的地方。他晓得人们有怎样的渴望，对他们来说，那是一项魔术师也做不到的高难度表演。自1999年广西佬到来后，这里经常会死人，男的，女的，老人，孩子，姑娘，小伙子。他们大多是选择从锈迹斑斑的铁桥上跳下去，两天后泡得发胀的尸体直挺挺地出现在下游电站的进水口，把看管室的那个老头儿吓得半死。从高处跳下来把自己摔在坚硬的地板上变成一堆秽物，这种事情他们可从来没有见有人做过。太新鲜了！太刺激了！所以那个下午，小县城到处都是充满期待和激动的眼神，连狗也蹲在街道上张望，就好像1970年在政府广场上放映的那场电影一样惹目。事实上，自1970年的那场电影之后，人们的眼球便没有接受过更刺激更新鲜的东西，他们的视觉感受一直处于贫乏状态。他背着城市，背着人们冰冷的目光，跳了下去。他跳下去了！落在了什么地方却没有知道。因为灯塔下面的每个屋顶都完好无损。从兰州调来的三百名特警和小城一百名警察六个消防兵十四个城管，带着十只最好的警犬组成一支庞大的搜查队伍搜了五天也没有搜到。一位刚刚脱下防弹衣表情威严的特警大队长对着县城的记者的麦克风，用最权威的声音回答：他还没有落下来。他的身后是巨大的孔子铜像，那个老头儿双手抱着，正娇媚地凝视着远方。
他攥着刀子冲到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上，虽然有七层高，但却连粗气都没有喘，好像十九年的艰苦磨难凝聚起来的力量都是为了那一刻的狂奔。可他哪里料到那姑娘正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个男人粗壮的大腿上右手勾着他脖子笑着，亲密得像个七八岁的撒娇的孩子一样。她连校服都还没来得及换下呢。他被这景象打动了，握刀的手松了一下。可是他们明显已看到了他，他们又是恐惧又是惊讶的表情让他又握紧了刀子，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二喜显然不打算向那男人陈述一个理由，他觉得陈述是懦弱的行径。况且这眼前的景象可能会让他退缩。所以，他很蛮横。他对这姑娘一点情面都没有留，他凶悍地从那男人腿上拽起她，将她扔在了墙角。姑娘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被吓懵了，她还琢磨他那握惯铅笔的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呢。这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他把那明晃晃的刀子高高举起，认准了那个致命的点毫不留情地刺了下去。这男人到底是官场上拼杀的老手，除了没有尿裤子之外还笨拙地躲过了。但他并不是没有害怕，他不但害怕了而且还浑身发抖，比十年前的那个气焰嚣张的样子逊色了许多。他求救的声音也变了，但还是被人听到了，要不然那矮个子大肚皮的警官也不会在那么短时间里赶到，对着宋二喜开了那可恶的一枪。这警官显然没有搞清形势，他在寒冷的中午喝了太多酒，头有些晕。他没有注意到墙角的那姑娘，可那姑娘却一直注意着他的动向呢。所以故事在他的子弹射向二喜后背的那一瞬间就变得复杂、戏剧起来。没错，那姑娘扑了上去。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做：躺地上的是她的父亲，举着刀子的是她发誓要终身陪伴的男人。
我琢磨要是那天那个混蛋警官没有喝那么多酒，没有冒冒失失地开那一枪，结局会怎么样。但一想这其实很无聊，因为这些警察总是喝酒，尤其是在冬天寒冷的天气里。他们还有个好习惯——对酒不怎么挑剔。但是如果哪天是从广西佬的矿山上回来的，那一定要喝三百块钱一瓶的红花郎，而且非喝红花郎不可。一如既往地在政府门口靠近西街的帝豪酒店一楼——在中国，如果政府单位附近如果少了豪华气派的酒店，那就像干净宽敞的大街上没有霓虹灯一样让人不习惯。不赊账，既慷慨又大方。七八个人坐在靠近仿古落地窗的大圆桌上，从头上脱下大檐帽，弹弹帽子顶上的灰尘，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那一刻，整个酒店都弥漫一种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气氛，就像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阳光中的白手帕，不含一点杂质。这气氛直到那个白白净净的殷勤的服务员喜滋滋地走过来才被打破，当警官开口点名要红花郎的那刻，一切爱国爱党的气氛和思想，都被赶出了酒店，无可奈何地飘向西街，和某一条堵塞了的下水道里散发出的恶臭混为一体。他们一坐就是一个下午，非把明亮坐成黑暗不可。白昼都怕了这帮人，所以一旦感知到这些人在它身旁坐下，就把脸黑了下来。它情愿忍受他们骂骂咧咧地抱怨时间走得太快，也不愿看这帮人那张通红通红的脸。
当然这种好事不会常有，他们大多时候光临的是西街尽头处的那家“小四川川菜馆”。那老板可没帝豪酒店那么幸运。他的账本已经码了两尺多高，其中当然少不了国土资源部劳动局文化局畜牧局卫生局的欠账单，各个单位的领导都愿意为这家小餐馆的生意略尽绵薄之力。但功劳最大的还要数警察局。这些账单都要归功于老板自己的一手好厨艺，你别看他平时呆头呆脑像只愚蠢的公鸡，他在厨房里可机灵着呢，要不然一盘简单的花生米怎么会让这些人欲罢不能呢？四川鬼的心机无人能及：他吩咐他那如花似玉的妻子，最先对客人上55°的烈性酒，等这些饭桶个个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便把他那从成都某个小酒坊里运来的掺上水的散酒装进高档酒瓶里，以八折的优惠价格推荐给客人。这一招屡试不爽，在他开店二十多年的生涯里从来没出过差错。因为这样的酒喝起来不醉人，正好可以让那些人冲着手里的大哥大得意洋洋地朝家里寂寞的黄脸婆狂吼自己酒量可不简单。但他千算万算，却算不到这些人哪天能不赊账。当他每看到越摞越高的账单心里就愁绪万千，然而又不能得罪这些神仙。他欠了一屁股债，因为没有办法在月结时付清欠菜市场的老板的帐，那人已经不再给他像当初那样按时供应蔬菜了，并且他表面火爆的生意常常招致同行的嫉妒。恰逢那天月结日，他心情格外不好，决定改变一贯方针，不再上假酒，设法将那个警官灌醉，以便趁机提出欠账的事情。
可谁曾料想到这位警官大人醉得过了头，他被四川鬼的假酒喝习惯了，明显低估中国酒的威力。所以他开枪的那刻基本没有过思索，就像好莱坞大片里演绎的一样，无论是动作还是表情，都是大家风范。他唯一思索的就是立功报恩的机会到了。可他看到的是一个姑娘从他眼前倒下了，手捂着腹部，鲜血汩汩地从指缝间涌了出来。这倒霉鬼此刻才算是清醒了，把枪扔在了地上。天！他还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愚蠢的事儿，愣愣地站在门口，衣服全湿透了。
那姑娘叫曼菱，还有195天她就要参加全国高考了。她对高考胸有成竹。前几分钟她还坐在身为县长的父亲大人的腿上得意地炫耀高考模拟试卷的成绩，而这一刻却已倒在了血泊之中。她可没有伟大到想要去挡那一颗罪恶的子弹，她是想挡在那地上厮打的两个男人面前，告诉她那无论遇到什么生气的事情一贯喜欢装腔作势地鸣枪的警官叔叔不能开枪来着。她总算聪明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觉得这两个男人应该坐下来谈谈才对，一切非动刀枪不可的鲁莽行径都是破坏和谐社会。
到了这份儿上，那姑娘倒先冷静了下来，她跌跌撞撞地从地上捡起枪，一步步逼向了自己那正处在惊愕和愤怒中的父亲。她像一只刚刚分娩出来的羔羊，带着一身湿漉漉的腥臭味挣扎着将蹒跚颤抖的腿立起。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得给他制造机会，好让她深爱的男人脱身。这傻瓜早知道他不可能再爱自己了，却还要那样做：把枪口对准自己父亲。这当然是威胁，她不可能对他开枪，但若是他要是有什么突然间不得体的举动的话，那就说不准了。她的手一直在抖个不停，他的任何动静都有可能使她手里的枪走火。那孩子就那样从她眼前溜走了，也没有看她一眼。她多么渴望他看自己一眼，哪怕是一眼，她内心也会燃烧起生存的欲望，把生命坚持到底。可他没有，他推翻她内心的那堵墙，她在尘烟弥漫中轰然坍塌。
她的血溅了他一身，在黑色毛衣上看起来并不那么显眼，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在浅蓝色的牛仔裤子上，真相就不那么好隐藏了。那大片大片的鲜红色和他惊恐无助的表情，让人们除了联想到暴力之外，似乎对别的理由都排斥得顺理成章了。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这孩子干了坏事。如果你在西街看到有人为杀死的一只鸡或一只狗而惊恐得满大街奔跑，那倒是可以把这新鲜事儿报告给县里的电视台，说不定会给你一笔不菲的奖金呢。自从新县长上任以后，电视台里取消了以前的八点以后的电视节目，整天放着县长各种会议的讲话和走基层时硬拉这某位牙齿掉光的老太太的手甜蜜微笑的那种片子。这种片子最适合患有失眠症的人看，但我可没保证你看了这类片子不会做噩梦哟。然而，毕竟失眠的人不是大多数，所以县电视台的收视率很惨淡。像这种带血腥和刀子的画面，多少年没出现在电视台上了？连那学校后面那栋教学楼顶上举着破镰刀和锤子敲了六十年钟的老头子恐怕也不记得了。但这也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人民永远跟着党步子走，正所谓党到那里我到哪里，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在人民这里，相信党的绝对领导是对党和国家最真诚的回报。一切过激的言论在这里都将被视作破坏社会主义的和谐道路，这些反动派必然会被人们所唾弃。所以他们把县长的贪污也看作是党中央的最高指示。
如果十一月的那天中午，你恰好在西街的某个商铺跟老板讨价还价，就会看到一个满身是血孩子坐在政府广场上嚎啕大哭，眼泪把天空洗得发白。这种天色不那么讨人喜爱，白花花的，一抬头就会让人感到额头刺痛和发胀。这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杀人凶手，他想起那姑娘惨白的面孔，发紫的嘴唇，颤抖的身体，还有身体上的那个血洞，他便觉得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在她面前从从容容地走掉了，完全没有给她一丝的怜悯。要说他不爱她，那是那姑娘一厢情愿的认为，实际上他爱她已经到了不能再爱上别人了。
在大地震没来之前，西街上哭泣男人常常会有，当然，女人还是占了大多数。他们坐在广场上的某个角落，大口大口地吞咽自己的悲伤。瘦瘪瘪的身子，蓬乱的头发，精疲力尽的神色，在西大街上显得格外楚楚可怜。这群人都上了年纪，或者刚刚上了年纪，让他们伤心地事情无非是老婆跟人私通或遭到了老公的毒打，也有贫民区的女人抱着孩子为辛苦积攒的钱被小偷撬开门偷走而伤心，也有刚刚失去伴侣的老人垂泪。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眼球上布满了红色的丝线，像一幅意象复杂的刺绣图，有黑眼圈，有眼袋，并且皮肤粗糙。早些年这种事情还会引起那些稍有同情心的人的注意，他们会上前扶着伤心的人的肩膀安慰几句，但久了人们就习惯了。他们现在从这些人身边走过，也懒得去听他们到底为何种事情伤心了。
大地震到来以后，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我曾怀疑那是人们惊吓过度的一种反常举动。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相反地，小城变得更加繁华了。这在县电视台播音员口中的各种增长数据里可见一斑。那个女人嘴巴鲜红，烫着法国式的卷发，脸白得像刷上了仿瓷。她对各种数据了然于胸，从来不会出现任何纰漏。实际上即使出现了你也很难一下子就能明白，这必须要等若干年以后，你才突然恍然大悟似地明白：那数据有误！但你明白以后再想以一个正义之士的身份去纠正那个错误，那时候，一切都是徒劳的了，说不定你会在小县城里被扣上一顶反党叛国的帽子。
大地震到来以后，政府广场上再没有过哭泣的人，甚至没有人为在地震中死去的亲人哀哭。人们开始忙碌了。这是因为中央派了领导来视察灾情，那领导来了，也没对民众传授什么先进的思想，住了一夜就回北京了。领导回去之后，中央拨了一笔巨款来建设小县城，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这样一来，小城就热闹起来了。人们为了争夺一块闲置的地皮而斗得你死我活，但绝不再会哭泣。没有时间哭。你哭的时间别人已经建起了一座漂漂亮亮的小洋楼。他们突然见到有个孩子在坐在政府门口哭泣，气就不打一处来。虽然这让他们也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但与现在比起来，必然会为过去的懦弱感到惭愧。尤其是那些男人，典型的西北汉子，用强壮的身躯对这种懦弱赤裸裸地表示鄙视。谁会怜悯呢？那玩意儿早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当警笛声响起的时候，有些人立刻从到处扔着纸巾的小吃摊前一跃而起，顾不得擦掉嘴巴周围的油渍和大门牙上的辣椒片儿，前来围观警察怎样逮捕那个可恶的家伙，怎样用正义的力量把懦弱杀得片甲不留。
这其中也有那个被宋二喜从一堆瓦砾中刨出来的小女孩。那小孩子把那头发上的灰土甩进黄烟迷乱的午后，距离两点二十八分已经过去了三十六个小时。她抬起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好奇的目光。这种好奇的目光从那个时候起就定格在了她的脑海里。从此，她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记不得自己是谁家的娃娃了。真可怜。有人提议把她卖给前来免费慰问灾民的杂技团的那帮人，因为这小孩子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特别讨人喜爱，逗人开心总能行的。但是谁也作不了主。宋二喜觉得应该送去孤儿院，指不定会遇到一个好人家。可曼菱却提醒他，她来找他的时候在路上看见孤儿院早已经成了一堆废墟。但那孩子听懂了他的话，拽紧他的手死活不放，对周围的人也很害怕。五月二十日，小县城的温度正适合寂寞的男女们带着在各自的宠物在晚风轻抚的堤坝上散步，但那小孩子手心却全是汗水，就像胡乱拧了一下的手帕，潮气逼人。那除了是害怕以外，再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湿漉漉的小手掌。仿佛十多年前放在他家门口的那个婴儿，他跟他那迂腐愚蠢的父亲一样，一看到苦难在眼前横行同情心就开始泛滥。在不能确定还有没有更大的灾难到来之前，他果断地将她带在了身边。
她从密密麻麻的大腿的缝隙中，看到了他正对着警察挥舞着刀子。空气被他划伤了，拉长了脸，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这是最失败的抵抗，要不是上面的命令是要抓活的，这些警察只消轻轻动一下中指，他的头就会像被汽车碾碎的西瓜一样收拾不到一块儿。你不会愚蠢到以三米的距离跟我赌这些警察的枪法吧，就算你看到枪口都生了锈，那又如何？这距离完全可以击毙一只贴在玻璃上搔首弄姿的苍蝇。不过，这也是最有效地抵抗方法。你瞧，那队长不断唆使他身边小警察扑上去，那小警察显然不是那种为了立功晋升而拼命的主儿，如果这世界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致使他无法生存，他不会轻易去干那些威胁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事情，他宁愿拿一个月八百块的俸禄无所事事地度过一辈子。所以他只是嘴巴里应着队长的命令却不见身子有任何移动的迹象。
他一步步向后退，从喊话的警察口中总算明白怎么一回事这是：他杀了县长的女儿，他是杀人凶手。他被警方包围了，他逃不掉了。他得赶快放下手里的刀子束手就擒期待法律和社会的宽大处理。这个时候的局势看起来，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了，他仿佛看见社会主义的车轮以势不可挡之势向他碾来，顷刻之间他就会化作一滩血水，然后又被那因剧烈的摩擦而发烫的车轮“嗤嗤”地吸食干净，他就那样在一阵阵难闻的白烟后化为乌有。是啊，正义岂能容忍杀戮在这个至高无上的国度横行。
但决不妥协。他宁愿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碎尸万段也不愿坐在那黑暗无边的牢房里等待死亡。他知道那些变态狂会怎样折磨他，他们既然有胆量把杀人的罪名随便扣在一个无辜者的头上，也就有足够的胆量实施你想象不到的任何折磨人的残酷的办法，最明显的就是父亲的死，这再不需要任何语言向他阐述了。
所以，死是必然而且必须的了。宋二喜步步后退，很快就到了学校大门口。他毫不犹豫地进了学校大门。他天真的认为学校会为他主持一会儿正义——让自己有时间想想这世界是哪里出了毛病，为何这般疯狂起来——实际上学校自有一套说法：对杀戮者主持正义，那将是罪恶的最大帮凶。他无助透顶，径直选择了教学楼顶的钟塔。
二喜爬上钟塔的那天下午风一直在吹，吹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停下来。风刚停，就飘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清早，那时候兰州的特警正在准备出发，小城的警察们正聚在会议厅里商量如何接待从省里来的领导。外面银白的世界还没有被他们弄脏之前，我看到了灯塔下有个瘦小的灰影，正仰着头向上张望。显然，她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失望地走了。她从衣兜里拿出小螺号，试了试音准，边走边吹。她走得很慢，而雪又下的那么大，把她的秀气的小脚印一会儿就埋没了，所以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然而像我这样的人，一下子就会猜到她去了什么地方，她既聪明又乖巧，胖乎乎的小手随便敲敲贫民区无论哪家的油漆剥落的大门，从里面伸出的双手一定会卡住她的腋窝将她猛地搂在怀里，就像裹住正在啼哭的婴儿一样。这当然是看在了二喜的份儿上，上帝算什么？在贫民区没有人会买他的帐。可是那天早上她没有进贫民区，她吹着小螺号，沿着西大街往前走，拐过街道就不见了。
这世界总有足够的理由让人歇斯底里。可不是么，你要是打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过活，就得小心翼翼：就像战场上排雷的士兵，得时刻保持这一个平静的心态，因为稍微不慎就会灰飞烟灭。除非那颗雷是从秦安假货市场淘来的伪劣产品。尽管上面也可能写着“中国制造”，但那说明不了什么。生活或许会为你的贴在后背上的肚腩皮而网开一面施舍些什么给你，但你要觉得那是它怜悯你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它为了更好的奴役你，折磨你，看你这个可怜虫在它的统治下洋洋自得。没错，没有谁能逃出这枷锁，千百年来，人类同它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歇：反抗，牺牲；牺牲，反抗。虽然斗争号角越来越响，但胜利却遥遥无期。你这恶魔，你这无赖，你这欺压良善屠杀正义的刽子手，你何时才会疲倦哟！
此类呼求声音在小县城早些年会有，你经过政府广场，看到某个失魂落魄的人坐在没有打扫干净的地板上大声哀哭，那便是最好的见证。但谁又能说些什么呢？三四月间的沙尘在小县城肆虐，从兰州来的，或者新疆，或者更远的内蒙古，它们把小城盛开的槐花弄脏，把悲伤埋葬，独留两行被眼泪冲刷过的青痕在朦胧中。这样一来，绝望就丝毫不需要遮掩了，自杀便不需要什么理由了，你看到有人在那座锈迹斑斑的铁桥上跳下去也会觉得无关紧要了。只是你会突然领悟：还是妥协吧，这没有什么不好。于是，失败就开始上演了。
把七月归结成一个忧伤的季节我总觉得有些不妥，起码在小城来说是这样的。这观点在学校同样成立。总有些东西是生生不灭的，比如说，爱。如果说这世界上最古老的是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这并不正确。是爱。它比长城和金字塔更经得起时间的折腾，没准儿它就是人类永恒的东西了。古老的东西往往是在血腥之中伟大起来的，这并不可耻，文明总需要些代价的。
曼菱把她的爱葬在宋二喜的背影里时，唯一想到的就是痛快。那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痛快。但我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像她那样忠诚于那个字眼。
她开始忠诚于爱的那天，七月的阳光把小城从中间劈开了，在那条裂口处，她看到了他行走在时光的缝隙中，拖着一道长长的孤独前行。
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安排，她和他有了一次擦肩而过。然后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第三次，她把她的处心积虑成功嫁祸给了缘分。女孩子总是矜持的，通常不愿承认自己的主动。他原本打算把这份爱深埋在心里，等毕业以后再从头计议。可是七月的一天，她看到灰头土脸的宋二喜从三轮车里钻出来，所有的忍耐力都被那一时刻的冲动所打败了。她有洁癖，看到宋二喜那副模样，立刻扔掉了手里的游泳圈，冲上前去拉起他的胳膊就到了小河边，不容他说一句话，把他身上的灰尘掸了个一干二净！她把他的画板从肩膀上拿下来，责令他洗脸洗手。
宋二喜没有动，呆呆地望着她，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过火了。她极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但发现他并没有配合自己笑，就尴尬了起来。他要笑才怪呢！他根本不知道这姑娘是谁。他或许哪一天在街上见过她，或者是在清晨的小吃摊上，在这两种地方总能见到许许多多的熟人，他们从你身边经过，笑嘻嘻地和你说“吃过饭了吗”、“你到哪里去呀”之类的话，心里却在盘算着其它事情。实际上呢，他们却恰恰是在校园里见过。但只有那么一瞥。他夹在手指里的一支铅笔掉地上了，弯下腰来捡。低头的瞬间，他不经意透过画室的落地玻璃窗，看见她斜倚着树叶翠绿的法国梧桐树。夕阳没有将她的脸染上一抹午后的忧伤，倒是风吹得正好，将午后的闷热一扫而光，使得她那飞舞的群褶，看起来像白鸽身上掉下的羽翼一样清新。
可是，铅笔总不是每天都掉。三年来，宋二喜就掉了那么一次铅笔。而那一次恰好没有逃过曼菱的眼睛。她习惯站在那棵树旁看他，而那角度他正好看不到她。她有意避开了他的眼睛，只看他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而后又被衬衫纽扣折射过来的太阳光芒刺痛了眼睛。
三年以后，美术老师在他租住的院子里告诉宋二喜：“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体现在你曾经得到多少荣耀，而是有一个人一直为你所坚持的东西执着。你身后有双眼睛，跟着你三年了。”他伺弄他的那盆水仙花，说得轻描淡写。当宋二喜意识到这双眼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爱她了。而他的美术老师也因为县城书画院的排挤被调离回到了兰州。那时候一切都变了。
曼菱拉了拉他的衣袖，这次他同意了，蹲下身子去洗了脸。可还是记不起眼前这个人是谁。他觉得他们两个人之中肯定有一个是疯子，但他随即自信地认为自己不是。她趁机说她是实验一班的现在十八岁了小学留过级。
宋二喜才算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姑娘跟往他书本里悄悄夹情书的那些女生是一路货。显然，她的表白有点儿别出心裁，但依然提不起他的兴趣。你想想，他刚刚从矿山回来，背上可能磨破了皮，脚上可能起了血泡，要命的是饿得发慌，哪有心思跟人谈那些无聊的玩意儿！你要是请他去拱桥上的那家山西刀削面馆吃一小碗三块钱的刀削面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这谁又想的到呢？他洗了脸，从她手里接过画板，点了点头就走了。
她看着他走进那条深邃幽暗的小巷子，她想跟着进去，却被潮湿和黑暗堵在了巷口。从这里进去就是贫民区。贫民区就是接纳贫苦农民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屈蹲在城市的后面，永远是一种沧桑古老的灰暗，从房顶到墙壁然后是院子，都是透不出气的灰色。有时候，房顶上偶尔会飞来一只鸟儿，叽叽喳喳地叫几声，最后却不能忍受那种贫瘠带来的冷清又飞走了。有时也会有一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走过屋顶会放慢匆忙的脚步，蹲下来一边用爪子挠着头一边犹犹豫豫地思考着把这片屋顶划成自己的地盘到底适不适合。
这些都是发生在阳光还没消散的早上，过了中午，他们的房子的光线被周围高大的楼房遮蔽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长满苔藓的黑色的瓦楞孤零零地望着天空发呆。每当你走过这些破败的房子的时候，从房子里传出的老人的咳嗽声会使你害怕，从巷口吹来的冷风就会使你缩紧脖子。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也无济于事。于是你就会顾不得什么体面，紧裹起大衣小跑起来。你甚至会为自己脚下的皮鞋发出的慌慌张张的声音感到沮丧，但却无法平息那种想要逃离恐惧的念头。然而这里的居民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走得不紧不慢——好像与时间刚刚同步。每走几步都要回头看看身后贪玩的孩子是不是跟了上来，有时会提醒一下贪玩孩子们，地上有碎玻璃，小心扎到脚。他们才没有闲工夫来抱着孩子走，手里又是锤子又是铁锹的，浑身的汗还没有干透呢。孩子们最渴望的，就是爸爸或者妈妈哪天下班突然推着工地上装水泥浆的人拉车回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享受一下坐车的乐趣啦。而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爸妈从满是水泥灰破了好几个洞的裤子的口袋掏出钥匙，插进锈迹斑斑的锁孔里。当大人们一边咒骂一边使劲在锁孔里转动钥匙却纹丝不动的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紧张得就像吹得鼓胀的气球，听到锁终于打开时发出“啪”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的心也紧跟着就碎了。他们扭扭捏捏极不情愿地走进院子，钻进黑黢黢的房间。当然没有电视或收音机那玩意儿。他们的的爸妈抠门得很，从来舍不得为他们花一块钱去买一个笨笨熊或奥特曼什么的。所以他们回到家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如果有兄弟姐妹的就要好一些，他们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风姿绰约地扭动着自认为时髦的小屁股，饶有兴趣地模仿在路上碰到的某个打扮入时的少女走路的姿势。
有些这样的房子的大门却只有进入腊月时才会打开，过完年又锁上了。房子的主人还有点文化，他们能认识长途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红色的方块大字，进了火车站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很快就会找到售票窗口而不用低声下气地求车站服务员指引。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攒不下几个钱，总是被人骗。要么是开着豪车的老板，要么是那种穿着熨烫得笔直西装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夹着黑色公文包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何那么轻而易举就着了别人的道儿。但是他们依然热衷于南方的炎热潮湿和歌舞升平。他们试图用南方来摆脱一切烦恼——比如贫穷、婚姻、失望等等，最后却被南方折磨得痛不欲生。
宋二喜就住在这些人留下的房子里。每个月付房主四十块钱的房租，他们乐意把那串生了铁锈的薄片儿交给他——毕竟带在身上碍事，并且那种东西坠在屁股上总会让城里人一眼望穿自己乡巴佬的本性。
进了巷子，在老鼠叫声像人划火柴那样恐怖的声音里行走十多分钟，拐过一户以收垃圾为生的人家后，就是一个菜贩子的小院子，沿着这小院子的围墙外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过了这条路就到了宋二喜的出租屋。这巷子长得让人绝望，甚至一些农民工也不愿在这里租住房子，他们站在巷口朝那头望一眼，就摇着头走了。因为两边屋檐上随时会掉下来的瓦砾让他们胆战心惊，不过，我觉得那些已经倾斜的房梁可能才是他们恐惧的根源。它却适合老鼠们居住，自从小城的猫们选择了流浪后——流浪猫肥肥胖胖，生活安逸——小城的老鼠都聚到了这里，它们在地上打洞，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带，出入小城方便得很。它们无处不在，有时候从你脚背上跳过，有时候当你抬起头望向天空蓦然发现他们正站在横过小巷的电线上对着大地沉思。他们把房屋的梁柱掏空，把墙角毁坏，把屎拉得到处都是（后来中医老张把这些老鼠屎精挑细选装了四十多麻袋运到成都，赚了一大笔钱）。大地震没有到来之前，这里摇摇欲坠，却平平安安，实在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当然，安全在这里是不必要的，习惯就好了。一个人一旦习惯于某种东西，就会变得胆大妄为起来，对许多东西都会毫不在乎。就像十八层高楼上粉刷外墙的民工，除了一个安全帽之外，什么安全措施都不需要。好像他已经算准了自己掉下去肯定会是脑壳先着地，可怕之处是他从没想过这安全帽有多么假。
尽管这样，曼菱还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鼓起勇气走进了北关那条巷子。她把书包顶在头上——特意往书包里塞了两本大字典，以防准备随时掉下来的瓦砾砸破脑袋——蹑手蹑脚地远远跟着宋二喜。而当她想起这个下午的时候，冬天已经悄悄来临，雪花把校园里的梧桐树枝压弯了。乒乓球台上因为积了很厚的雪，几个体育生拿着球拍在吃力地往下扫，一边扫一边往手心哈气。某个教研组办公室的们开着，几个老师围在通红的火炉旁说说笑笑，女老师的羽绒服太长，蹭到地上了。墙上到处都张贴着规章制度，要不就是名人头像和标语。她神色恍惚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懒得理刚刚发下来的月考试卷。
“你这样下去不行呀！”英语老师走了过来，开始用他最擅长的喋喋不休来开导她。他是那种十分平常，可如果在人群中，却又十分不平常的男人。他个子不高，却心地善良。短头发，圆脸，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冬天穿着不怎么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夏天则把白衬衫扎在裤腰里。走路一丝不苟。这形象在中国你想什么时候见什么时候就能见到，在候车室、公共厕所、公园的长登上。因为与此相似的面孔太多，所以总会使人困惑。
“哦。”她漫不经心的回答。她的思绪还飘在窗外的雪地上。她的回答让英语老师很吃惊。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动作斯文、亲切，像一位举止得体的老学究。实际上他才三十一岁，娃娃型的脸把他的年龄残酷地定格在十一岁，除了恋童癖常把他堵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猥琐外，没有哪个女人能对他有特别的兴趣。他不单因为曼菱的成绩好而关心她，他对教导主任的职务有很大的兴趣，如果他把曼菱辅导好，见到县长大人的时候如此这般一说，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包括让他一直苦恼的婚姻问题——在他的生命概念里，女人往往崇拜权力的。他是这么想的。最近他疯狂地暗恋上了新调来的教物理的女老师，她虽然不怎么漂亮，甚至身材也不怎么棒——腰围尺寸明显不是他理想的数字，然而他居然不在乎这些，每次看到她粉色蕾丝花边的长裙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
曼菱见他走了过来，要开始长篇大论的说教，这才意识到事情地严重性，于是赶紧保证：“老师……，我会认真的，一定会的，下个月考一定令您满意……。”然而到了下个月考，成绩依旧不见提升。甚至不再是因为英文成绩下滑，所有的成绩好像在凑热闹，都跟着下来了。各科老师对她语重心长，但她除了点头，根本没有心思听，她一度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那里的黑暗年代太过久远，使她失去了希望。直到这件事惊动了校长，她才有所觉悟。于是她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决定跟宋二喜坦白。
那天寒冷的下午，她的手心一直在冒汗，就像外面冰雪刚刚融化的湿漉漉的地面。说起来很有意思，她把他堵在画室门口，却不说一句话。她就那样站着，低垂着眼睛，咬着嘴唇，把书包紧紧地贴在胸口，任凭他审视她。夜色不失时机的赶来，把楼道裹在一层黑纱里，尽头处的窗口飘来的明亮太过微弱，根本让他看不清她早已羞红的脸。
“是你？有事吗？”他见她不说话，终于开口了。
“嗯。”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
“这时候？”他迟疑了一下说，“好吧……你尽快说，我还要回家呢。”
“那……那算了吧。”她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过身，很快就消失在了楼梯口，连围巾掉了也顾不得捡。
曼菱时常靠在梧桐树上想起那天下午的情景，那是让她突然安定下来的理由。她在那缕微弱的光线里看到他的上衣衣角打了卷儿，他不停地在抹平，可那衣服根本不听话，他一松手，它立刻又卷了起来。她想起他这个细微的动作，就会抿着嘴巴想笑，她由衷地敬佩他的那细微的执着。她并没有过多的去分析什么，但从那以后她的下午便再离不开那棵树。无论他多么贫穷，总像棵树一样让人有依靠的欲望。他那张过早成熟男性的脸，尽管有时候阴沉着，却丝毫掩饰不住内心流露出来坚毅。她为这坚毅疯狂。有时候，迷恋一个人，往往是他细微的一个动作或眼神。
与此同时，宋二喜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偶尔记起遇上那姑娘后把围巾还给她之外，满脑子都是艺术理论。毛小毛来拉拢他去城关中学收保护费，他说他要画画没时间。毛小毛自己去了，说他不知好歹。这所学校跟中国所有的学校没什么两样，培养精英的同时也培养流氓。精英和流氓往往成正比，每所学校有多少精英就有多少流氓，剩下的就是一帮庸才。他们对知识过敏，上课铃声是最好的催眠曲，一到下课却又像磕了药一样精神百倍。他们不知是继承了哪朝哪代的道德观念，喜欢拉帮结派，光着膀子在政府广场上为某个稍有姿色的女生打架斗殴，像两头毫不退让的公牛。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党的忠诚分子，是整个校园的骨干，审查其他学生的仪容仪态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比如逮住某个留长发的同学没完没了地说教，或者一个穿了低胸短衫与内衣颜色不一致的女生大肆批评，引起校领导的注意以表扬他们对工作踏实认真的精神。他们的衣兜里总有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黑墨水钢笔，用以随时记录校园里的不良风气和领导的讲话。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牢不可破，这在他们每次以批斗某个思想行为不知检点的同学的会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口号响亮得能把窗户玻璃震碎，校园里最显眼处的黑板报上总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为中心。实际上在中国的每所学校里，无论你多么平庸，多么愚蠢，只要热爱祖国热爱党你铁定就是个好学生，这就是衡量学生思想品德的标准。要说祖国多年以来的教育工作是教育人们热爱国家热爱党，这点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但要说到真正的文化教育，显然差远了。在我们国家，高能耐的，大学毕业以后自主创业搞假货残害人民，能耐中等的在各个工厂的办公室里得各种怪病，能耐偏低的拼命考公务员以便将来鱼肉百姓，能耐最低的头戴劣质安全帽蹲在马路边等活计，有时候被高能耐和中等能耐的开着奔驰奥迪碾碎了也没人知道。总的来说，教育制度是烂透了。后者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宋二喜恰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在大地震到来后的那个夜晚看到几个平时最热爱祖国和党的家伙为争夺操场上那片最佳躲避地点而斗得头破血流却沉默不语；他也心甘情愿在毛小毛利用收来的保护费在广西佬划出的地盘上建的金矿开采点像一匹骡子一样打一份零工也不愿与之为伍。当毛小毛因为可怜他把他的工钱从八十块钱一下子加到一百块的时候他有毫不犹豫地把抓住人家的胳膊连声说“好人，好人”。他在现实中很小心地生活，对太多的不公平感到愤慨却从不敢显露在表面上来，他睡在他的那张冬天几乎将他冻结在床褥上的床上，想起他父亲惨死的模样，心中才会燃烧起一股熊熊的烈火，那火燃烧着他，让他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的苦痛没人能够看穿，所有的人以为他破旧蓝布上衣是故作深沉和忧郁，那帮学生会的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常年不变的颜色而有几次跟他谈话，后来以影响班级整体卫生评比而强制他换上一身妆容。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咬着牙花十块钱在四川来的展销会上买了一件白色的印有“爱我中华”的T恤衫，穿在他身上既滑稽又难看。六月的一个下午，天气阴沉闷热，他在美术老师的小院子里透不过气，一刹那间尘封在心底的记忆被那燥热唤醒，它像那古旧的小院子一样呈现在他的面前，泛着发白陈腐的气息。他试图把他的压抑说给美术老师，可是他却摆了摆手，表示他知道一切。他没有过多的教给他什么，他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他不但学习了老师的绘画技法，更多的是了解了这个人。所以他比别的同学从他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在美术老师离开的那些岁月里，宋二喜常常在梦里梦见那微微举起示意他平静下来的手。他在迷蒙的雨里看到那双手那样坚定亲切，他在阵阵轰鸣的雷声里孤独地穿过黑暗狭长的巷子，第二天就病了。他在梦里总是混淆概念，那坚定的手又模模糊糊地生长在那个血肉模糊的身上。他没有吃药，过了几天，身体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起来。然而他终究没有平静下来，在最后一刻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选择了赤裸裸地反抗。
毛小毛给他一百块钱的工资，是看在了同桌的份上。像他那样心狠手辣的人能大发慈悲实属罕见。他天生就是个当匪徒料，生着一对豹子般凶狠的眼睛，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一口气能吃下两斤生牛肉。走在街上谁要不小心踩到他的新皮鞋，他第一反应就是给对方一个响亮得耳光，然后再礼貌地要求让对方擦干净。他在县一中奠定其统治地位源于一次课间操的广播声音太大，吵到正在睡觉的他。他二话没说，爬到教学楼顶，将那正在吵闹的高音喇叭扯断电源线扔在了操场上，然后下来把那玩意儿踩了个稀巴烂。学校教职工一致要求将其开除，结果当天晚上家里的窗户玻璃全烂了，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发现从学校上学回来的孩子个个鼻青脸肿。大家没办法只好报警，最后才知道他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他对数学没有一丁点兴趣，可是在数学课上算起经济帐来头头是道。他收够开采金矿的资金后，就在没来学校上过课，开学报完名以后就去经营自己矿山。他和宋二喜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就拉开了距离，到高三毕业的那天，除了广西来的大老板之外，他是第一个在小县城开着奔驰满街拉风的人，身上穿金戴银，身后的女人排着长长地队伍。而那时的宋二喜，依旧是破破烂烂的模样，与他们初次相见没什么两样。
这事好景不长，曼菱到二喜的菜园子里给黄瓜搭架的那天，毛小毛跟宋二喜在矿山上决斗。广西佬们围着他俩，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把水烟筒子吸得“哧溜溜”响。除了那个坐在皮卡车头上的包工头外，所有的人都把钱押到了毛小毛身上。包工头从脖子上取下足有一斤重的李广将军的黄金雕像和双手上的八枚黄金戒指，“哐当”一声扔进了地上的安全帽里，说：“输了都归你们。”他是金老板的妹夫的弟弟，是个纯种的广西人，矮个子，大脑袋，卷头发，脸色腊黄，毛孔里有很多灰尘。他眉毛很短促，眼睛小而长，两腮的赘肉像哈皮狗那样松垮垮地垂到了下巴上，没有胡须，满口假牙，门牙被两颗黄金取代，笑起来金光闪闪，特别灿烂。他看准二喜会赢，结果却输得一塌糊涂。宋二喜被毛小毛揍得散了架，躺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包工头把他送到医院还昏迷不醒。
毛小毛认为他和曼菱一起长大，门当户对，尽管这些年对她疏于照顾，但坚信自己最爱的人是曼菱。他蹲在帐篷外的矿渣堆上，熟练地剥掉第十四个在茶叶里煮得发黑的鸡蛋的外壳，一口吞进了嘴里，在整个下颚骨跟着嘴巴做完一个优美的圆周运动后，“咕咚”一声，那个鸡蛋便掉进了肚子里。“你瞧，我从未对别的姑娘动过心。”
“看出来了。”
“你是我的同桌，你了解我的人品。”
“啊，完全了解。”
“我一直喜欢你的聪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不用我再教你怎么做啦！”
“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不行。你们这些看起来文绉绉的家伙，披着文化人的外衣，专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搞不好我哪天在街上遇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把‘好’的右半边给去掉了。”
“那你想怎么样？”
“决斗吧，谁输水退出。”
“这对她不公平。”
“听着，这跟女人无关，你他妈再磨磨蹭蹭的我就要动摇了！”
对此，他不得不挺身应战。解决毛小毛这样的人他倒是不在乎，可那时候包工头自以为是地押了大注在他身上，他的那些东西，至少可以让那十几个灰头土脸的民工三年不干活而不愁吃穿。他们押了两天的工资来赌他输，这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可这两天的工资却是他们跟他一样，在矿洞里提心吊胆地工作八个小时得来的卖命钱。他深知矿洞的危险性，所以在最后他改变了主意，输给了毛小毛。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一段神话开始了。事隔二十年，也就是1999年的春天，也有一个老头子在小县城的最南边画了一个圈圈，同样开始了一段神话。十年以后，到了2009年，宋二喜也在靠南边的一个山头山画了一个圈圈，但这个圈圈没有给他带来金银财宝。他也不期望。他用这个圈圈里诅咒一切黑暗，强权，暴力，不平等。他在那个圈圈里暴跳如雷，把牙齿咬得咯蹦蹦响，把刀子攥得紧紧的。他没完没了地咒骂那个懦弱的男人，那个无情的女人，他咒骂他们把他丢在一边不管，咒骂这个世界对他的控诉充耳不闻。1999年的春天，一个模样糟糕的老头子蹬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出现在小县城，花五百块钱租了一套所有的窗户一律朝南的房子。房子的主人为这每个月五百块钱的巨额租金惊讶得合不拢嘴，当天夜里跟那老头签了合同后就回乡下去了。老头子跋山涉水走遍小县城的每个山头，在没有被山顶滚下来的石头压成一滩血水之前，他找到了一块金灿灿的石头。他叮叮当当地在那个房子里捣鼓了十多天以后，偷偷摸摸地在一个夜幕下的电话亭里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对对对。”
“是的。”
“是黄金，还有岷金。”
“高，高得吓人！每吨20克含量。”
“要快，要保密。”
“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嗯，知道了。”
二十天后，老头子仅剩的一条连着皱巴巴的肚皮的腿和一只黑黢黢的手掌，还有挂在树枝上的没有鼻子和耳朵的头颅被儿子一股脑地装进一口黑色的棺材里，运送回了广西。当天下午老头子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金老板儿——以开发大西北的主导者的身份跟县政府签订了一份合约，以最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政府认为一毛不拔的整座山。这份合约的签字人就是曼菱的父亲，那时候他已经靠着自己的机智多谋和出色的政绩，稳稳当当地从一个小乡长荣升为县长。金老板儿在他别人忙着为他找他父亲的尸骨的那天晚上用他的大肚皮顶开县长家的门，把一个蛇皮袋塞进门里就走了。具体有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但那钱能够让县长大人没有一丝一毫忧虑就签了字，应该不少。
又过了二十天以后，那个春天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早晨，金老板儿拿着父亲亲手绘制的地图，带上整个县城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的五台挖掘机和一百辆大卡车上了山，正式开始开发大西北。他私下里说要踏平整座山，为他那尸骨不全的父亲报仇雪恨。对一天天在下沉的山头当然有人怀疑，但来自官方的回答让他们又欢欣鼓舞，贴在政府告示栏的告示上说，那里在建飞机场。
从此，一桩桩的罪恶便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