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窗帘，阳光落在床上，像一件硬物。
我端着一杯咖啡，光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走在地板上，走在灰色的小毯子上。我俯下身，从床单上捡起自己的毛发，从梦中掉落的毛发。莎拉·布莱曼在音箱里高声地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身材很好的女人是个梦游者，轻微的痴呆症患者，但她的歌声中有一种庄严的美，就像一个孩子托举着双手，站在雪地上，他内心无论有怎样的欣喜和悲哀，都不发一声。这种庄严是很让人恐惧的。
有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猛烈而隐忍的震颤。拿着红色的咖啡杯，我走来走去，对自己说，怎样才可能写出梦想的那种作品呢？拿着那本书，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我摇头。我在听音乐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自禁地就会想到文字，想到写作。声音与图象的某个细节会让我停留，我怎样才能用文字表达这样的瞬间？我想象过的复活是可能的吗？凭借我的文字，那些湮灭在时间箭头中的、电光石火般的瞬间会苏醒，会吐出通红的信子，把人的一切外壳啄个粉碎，露出短暂的、赤裸裸的真——这样的复活是可能的吗？语言应该有某种魔力，它不体现在任何一种可能想见的力量之中，凭借这种魔幻般的力量，它得以与声音和图象的暴力并肩生存，而且决不会示弱。
活在寂寞中，但不知其苦。
我在屋子里建筑了一个小世界，它是敞开的。
有阳光。如果我愿意，我会让阳光进到屋子里。人永远无法摆脱太阳崇拜，它在血液中沉淀太久了，任何知识和反思都无法将这种最原始的崇拜祛除。它和恐惧结合在一起，就像红血球和白血球结合在一起，无法用意念分离。夜里，我偶尔会走到阳台上看星星，看它们的寂寞。任何一缕光芒达到我，都经历了漫长而又漫长的行走，那种漫长不是人的生命可以理解的。这就像人与人的抵达，穿过死亡，穿过前生与来世，穿过清晨的薄雾和满地的碎石，人与人猝然遭遇，这个瞬间便是奇迹。在一个有光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奇迹，但我们往往因为迟钝而不能领悟。
只有很少的几本书，我也很少读。汉字和酒有相似之处。在封面与封底之间，思想、感情、迷惑、自恋、谬误、佯狂、疯癫……我让它们飞快地穿越我的灵魂，就像让各种酒液飞快地穿越我的身体，带来的都是轻微的晕眩。
音乐是我的备用皮肤。冷的时候我用它取暖。我摧残那些音乐。我吃它，嚼碎，吞咽。我从来不考虑消化问题。我几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消化问题。几乎从很早开始，一切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如何进入我的头脑，就是一个秘密。我领悟到的事物让我吃惊。我知道它们都有来源，但无法将那来源一一理清。像一只疯狂的老鼠，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回家，然后，会有另一只高明的老鼠将它们分门别类，扔掉垃圾，珍藏宝贝，把某一件无用之物掖在怀里。想到我的脑子里有两只不同性格的老鼠，我会偷偷地笑起来。
几乎就是靠着这些东西，我喂养自己，不让自己饥饿和疯狂。
经常会想到雨果。这个老牧神死的时候，整个巴黎都去送葬。
今天读雨果的诗，它们通过翻译这条糟糕的道路抵达，几乎没有光芒。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里，雨果的诗却是圣经。雨果怀着一颗伟大的心，用鹅毛笔在纸上写作诗歌、戏剧、小说，同时也没有忘记征服女人。对于他来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那就是女人本身。走向女人就是回到情欲，回到人身上最古老的恐惧与依恋。这是最美好、最庄严的辩护词，是所有登徒子自我安慰的灵丹妙药。对于某些人来说，写作与爱情是同一件事：对抗死亡，渴望不朽。
雨果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是来自他的天性，还是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呢？如果雨果不是碰巧生活在那样一个疾风暴雨般的年代里，在那个历史的山脊上，他还会那么伟大吗？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他不是生逢其时，如果他错过了他自己的年代，他就会沦为巴黎街头最可怜的流浪汉，最穷酸迂腐的文人。人活在连续性的时间里，活在历史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他的历史结下机缘，他就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开人世。
没有一部文学史是研究作家气质与时代气质的共生或对抗关系的。在那些星辰般的伟人身后，有数不胜数的影子和亡魂，他们也同样有着耀眼的才华、巨大的创造力，但他们活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只能沦陷、夭亡、被遮蔽、被时间的搅肉机打得粉碎。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是接近透明，最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读任何伟大人物的传记，都能发现这样一两个近乎透明的影子，在时间的河流里，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人的衍生物，是苔藓和花粉，虽然他们的血液里也有惊骇，也有雷声。与时代气质血脉相通的少数人会成为伟人，用他们光芒遮挡住另外一些人，让他们永远成为影子。卡密叶被罗丹遮挡，最后住进了疯人院。美洲大陆有一千个天才，最后只烘托了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思。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把目光转向了马桶，却只有杜尚成为杜尚，其他人都被剥夺了。虽然时代变迁之后，少数人的伟大会变得可疑，但历史却很少为了纠正它的盲目与愚蠢而改写。
所以，伟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衡量这个词，它是不洁净的。它更主要的养分似乎不是天赋，而是机缘——是的，我对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有把握。
我读过很多遍安德烈·莫洛亚写的《雨果传》，很多东西都被我忘记了，但一些东西却被无意中记住。雨果狮子般的天性对于同时代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抑，比如波德莱尔，对《悲惨世界》就非常不屑。雨果年轻时对待爱情和女人是庄重的，但到了老年，却变得“随和”。我读过不同版本的毕加索传，以及萨特传、加缪传、杜拉丝传，读过不少关于法国诗人和音乐家的故事，我发现法兰西民族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天赋，那就是把思想与情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勤奋地写作，同时勤奋地爱好女人，他们喝咖啡，同时讨论晦涩的哲学问题，他们在创造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享受了生活和身体。如果说雨果这头华丽的狮子还有着天然的资本的话，毕加索则不过是性欲惊人的半人马怪物，而矮小、斜视的萨特竟然也深得女性的青睐，就很难理喻了。乔治·桑在医生、诗人和音乐家之间的周旋不但没有因为显而易见的情欲痕迹而遭到非难，反而有了神话的色彩。杜拉丝在年老色衰之后，泡上了比她小很多、非常女气的扬·安德烈亚，他们的故事既不美，也不动人。波伏瓦不但自己没有闲着，还努力促成萨特与其他女人的性交往——而这些艺术男女都是法兰西的骄傲，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是接近了不朽的半人半神。
而在其它的文化空间里，修行与享乐这两者往往尖锐地对立着。且不说东方的僧侣和西方的神甫们是怎样对待身体和欲望的，就是在德意志、奥地利这样一些欧洲国家里，调和灵魂与情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最早我读黑塞的《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时，除了领略语言之美和故事之奇特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收获。多年之后，却发现那是一个关于心灵与身体的寓言。纳尔齐斯一生都在苦修，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和他的创造物——这个世界，完全摆脱或者说超越了人的动物性，肉体的特征在他这里是不存在的。而他的好兄弟歌尔德蒙从出门的那一刻起，就是酒神的儿子，他辗转在露水和花朵之间，他对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是热烈而纯洁的，他是单纯的肉体和享乐之子。黑塞尽管同时赞美了这两者，却让他们绝然分裂着。也许，在黑塞看来，这两者根本无法在同一个躯壳中共存。
卡夫卡一生中的许多时光都在布拉格度过。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写作摧残了情欲并且抽空人本身。尽管人们都仰慕凡高和卡夫卡的伟大，但很少有人愿意去过他们的生活。凡高的烈日当空，星空下的煎熬与幻觉，卡夫卡对于肉身性的摈弃，对女人的逃避，都无法与伟大这个字眼对等。他们的肉体生活是艰难的、肮脏的、枯燥的甚至带有几分委琐，他们像是被伟大愿望折磨的两只老鼠。如果不了解写作的残酷，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苦修的残酷性，就无法理解凡高和卡夫卡的生活。写作并不总是愉悦的，有快感的，宣泄的，驱魔的，救治的，赋予的，很多时候它也是不加掩饰的剥夺——为了抵达你所向往的高峰，或者深入到你渐渐与它融为一体的真相，你不得不舍弃虚荣和情欲。是的，为了拥有真正的创造，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
某个夜里，我穷极无聊，什么都做不了却又不愿意睡觉，于是就看影碟。
那些拍艺术电影的人似乎并不像好莱坞那样在意片名。就叫《阿尔特米西娅》，一个女人的名字，欧洲第一个登记在册的女画家的名字。她那么稚嫩，对情欲一无所知又充满好奇，她热爱绘画，冲破当时教会的禁锢，去描摹男人的生殖器。她的美、纯洁、热切、大胆深深吸引了来自佛罗伦萨的绘画大师，他收她为徒，与她深深相爱，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大师因为情爱而锒铛入狱，她也被迫嫁给了自己的邻居，最终远走他乡。电影触动我的并不是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是大师教她观看世界的方式。他带她在室外做画，直接面对大海，面对光影的变幻，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他用取景框来启发她的目光，在他的引导之下，阿尔特米西娅重新发现了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从前的那个，但又完全不同。依然是光，却闪耀着沉着与狂喜；依然是大海，它的色彩却与天空、微风和大地相互融汇；依然是那平凡的一切，但每一样事物都在发光，都在努力展示着自己，所有的事物都有灵魂，而绘画就是给出事物的灵魂，把那被日常目光遮蔽的东西还给事物本身……我在看这样的镜头时，内心有强烈的哭泣冲动。艺术的创造是那样神奇，那样孤独，又是那样顽强。也许从岩画时代起，就有人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了吧？也许从古老的劳动号子中，人类就开始用语言来讲述世界了吧？艺术不是空幻的，只要艺术不是为了炫耀，不沦为博弈的工具，它就不会是虚无的。
第二天上午，起床之后，我开始听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乐队之后，在第一小提琴之后，主奏小提琴沉着地开始讲述，但那沉着不过是一种按捺，其中洋溢着喜悦和骄傲，源于内心深处的喜悦与骄傲，我觉得那种骄傲是那样的适合我。
来自《阿尔特米西娅》的震撼还未退去，借着她的热力，我仿佛进入了帕格尼尼的内心。我好象第一次听懂了他的声音。必须有这样的契机，才能进入音乐的灵魂，而在这之前，它始终不过是声音，是旋律和技巧。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我才成为风中的树叶，我的姿态就是风的形状。
有时我觉得自己是悲剧性。这悲剧性既来源于天性，也来源于写作对我的剥夺。我知道自己早晚必须去面对它。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极少数写作者能够拥有幸福，或者接近幸福，而更多的人是不幸的，值得同情的。有些人是主动迎接了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则是不得不忍受写作的摧残。卡夫卡为什么要烧掉自己的手稿呢？在他自己看来，那些已经降临到纸面上的东西，一定比心里的原型要糟糕得多吧？他自己也一定比写作所要求的糟糕得多。
写作所要求的东西，比如绝对的诚实——不是不说谎，而是勇敢面对自我和世界的真相，又比如饱满的激情，都是对写作者的摧残。不仅仅写作者自身，甚至他周围的人都会被殃及。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你不得不投入所有的心智和热情，然后，你就发现自己被抽空了，你成了一个无情无义、丧失了许多日常美德、饱受非议的人物。奈保尔为什么要从妓女获得满足呢？他说那样可以节省精力。卡夫卡为什么一再躲避婚姻？因为他实在太乏力了。里尔克那么伟大，但他为什么总是让我联想到性无能呢？除了海明威等极少数牲口级的作家，更多的写作者总会让人联想到性无能，或者性的模糊，尽管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米兰·昆德拉说，人们甚至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却以为了解司汤达、福克纳或卡夫卡的性状况。他想说明的是，从作品判断卡夫卡的性无能是没有根据的。性，作为人类永恒而古老的秘密，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处于幽暗之中的。人们很难知道卡夫卡是真的性无能，还是仅仅给出了一个性无能的假象。更可能的情形是，卡夫卡的性只在少数时候是有效的。它有强烈的选择性，因而接近无能。而米兰·昆德拉对此所做的讥诮，也许只是为了澄清弥漫在他自己周围的类似怀疑。
最让人困惑的是，写作者是因为写作而导致了性无能，还是因为性无能、性弱或性模糊才走向了写作？对写作者性状况的考察和谈论虽然是不人道的，违反美学原则的，却能为思考写作的残酷性提供佐证。
应该有人写一部《写作者性史》，从情欲的角度讨论诗人、作家、剧作家、童话作家甚至哲学家的价值追求，并由此思考写作的终极意义。
我经常困惑于写作的意义。写作者越多，写作的意义就越是模糊和可疑。
牛顿在《数学原理》第三册的开始自豪地写道：“我现在就来说明世界体系的框架。”而一个写作者，他需要怎样的谵妄，才能敢于向世人说“我现在就来讲述人性的奥秘”？牛顿的墓志铭上有一首小诗，出自英国诗人泊普之手：“大自然/和它的规律深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就都在光明之中。”牛顿所发现的定律虽然不是终极的解释，虽然也会在某种尺度下失效，却能完美地描述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人们从牛顿之后，开始了解粒子和星辰是怎样运转的，甚至能够描述它的未来。由于出现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珀尔的辉煌轨迹，人们相信，不久之后将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描述，空间与时间，大与小，动与静，远与近，生与死，都将被一个极为简洁的、只需要少数定义项的公式所描述——无论这是不是一种理性的疯狂，它至少比艺术要真实和坚硬，它的合法性也远远比艺术的合法性更能被理解和领悟。尤其是，当哲学和美学领域里所有古老的规范都被突破、被打碎的时候，当艺术的现代性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的时候，当马桶终于被理解为喷泉的时候，我们个人化的写作、离伟大有万里之遥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深刻的怀疑经常让我不由自主地滑向游戏的心态。
有时我会从屋子里走出去，虽然屋子已经让我感到满足。
我必须吃饭，因为不吃饭会很饿。我的胳膊经常碰到自己的肋骨，那时就会有一种痛楚袭来。我因为碰到了自己的肋骨而感到痛楚，这真是不折不扣的自悯。我讨厌自己一个人吃饭，在饭馆里，你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粗俗不堪的桌布上放着同样粗俗的烟灰缸，这让人烦恼，而雷同的、缺乏想象力的菜谱也让人心烦。
有时我也不愿意睡觉。我熬夜纯粹是由于不愿意进入黑暗的、没有知觉的世界。为了让自己甘心躺下来，我会打开床头灯，放起巴赫的钢琴平均律。我在听不懂的音乐声里缓慢睡去，醒来时，灯光已经由于天光而显得暗淡。
为了出门，我必须穿一双干净的袜子。必须把所有的袜子都拿出来，才能从中找出两只同样的袜子。也许我应该买一打同样的袜子，这样我就不必挑选。这个念头简直只有天才才能想得出来。尽管我从十岁就开始寄宿，却一直没有学会叠衣服，我对女人能把衣服折得那么平整感到惊奇。我能分辨出两个同义词在光泽、情绪、重量上的细微差别，却不能把一件衬衣折得稍微像衬衣一点。
我往洗衣机里倒洗衣粉。多少才是合适的呢？如果放多了，那些腐蚀性的无机物会残留在衣服上，放少了又不能把衣服洗干净。这些小问题经常让我筋疲力尽，我只好躲起来，不让自己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偶尔也能吃到牛排。屋顶很高，灯光昏暗，宽大的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有烤蜗牛和八分熟的牛排，波尔多红酒有轻微的涩感。一位女士谈到皮尔·卡丹不久前在法国买下了萨德城堡，在那里上演了一台音乐剧，名字叫《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之所以相爱不是由于他们相爱，而是由于错误地喝下了春药，这种显而易见的愚蠢的动机酿成了美丽的悲剧。悲剧需要动机吗？也许只要是悲剧就足够了，就能导致净化。谁知道呢？
萨德这个词让我轻微地愣了一下。
那年冬天在谢菲尔德，我由于无所事事，在当地的唯一一家华文图书馆借到了几本繁体的萨德小说。粗粗的一番浏览，就让我领略了萨德爵士制造惊骇、恶心、恐惧和厌恶的巨大能力。仅仅依靠美学上的自觉，萨德是无法成为萨德的，除非他生来就是萨德本人。一个不是萨德的人，永远也无法就着酱油吃掉一个蒸熟的死婴。也就是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可能是出于美学自觉而完成的先驱之作，而萨德则是被一种强大的魔力所驱使，他完全无力自控，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盲目的创造。
某个晚上，我打起精神看电影《所多玛的120天》，由于持续的恶心，我最终直接关掉了影碟机的电源。后来我又试了一次，确信我实在没有能力把这部著名的、根据萨德爵士的原作改编而成的电影看完。我的神经还算坚强，也只有非常轻微的洁癖，但我竟然无法忍受小小荧屏上的恶心场景。
在此之前，我看过《鹅毛笔》。电影中的萨德体型臃肿，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写作会让他名誉扫地，会被这个文明社会彻底清扫出去，他还是不知悔改、不知疲倦地写，就算被关进了疯人院，就算遭到残酷的“治疗”，他还是要写。最初，他还受到优待，还能够用笔在纸上写，后来他被彻底剥夺了写作的权力，可他竟然蘸着自己的血在被单上写，在墙上和地上写，最后干脆写在自己的身上。他毫无美感可言的身体写满了字母，那情景像是一种控诉，不是控诉非人的自身处境，不是控诉不人道的强制和治疗，而是控诉写作的冲动本身。写作，就它的本来意义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创造行为，但是，如果写作让写作者无法立足于社会，无法见容于文明，无法存身于既有的秩序，甚至让写作者面临肉身的消灭，这样的写作无疑是残酷的，是一种天谴。这样的写作对于萨德来说不是自觉的追求，而是彻底的强迫症。他无法不写，他无法保持沉默，他仿佛一个了解了真相却又没有学会缄默的儿童，除非喊出声来，否则一定会憋死。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这样的写作喝彩，但也实在无法站在文明的立场，去赞同对萨德的惩罚和禁锢，在这个地方，人类现有的文明似乎遇到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当疯癫也具有创造性、也能揭示局部真理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待强迫症与疯癫症呢？
福柯曾经写到过，中世纪的苏格兰曾经有一种治疗疯癫的秘诀，那就是残酷打击和肉身折磨，使疯癫者彻底返回到兽性之中去。当他的人性被消灭的时候，疯癫者会变得驯服、会失去破坏力，于是他也就被“治愈”了。电影中的萨德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但他并没有驯服。对于像萨德这种有着疯癫倾向、却也有着巨大创造力的人而言，对于这种带有先知色彩的写作者而言，任何治疗都显得那样愚蠢和无效。禁锢萨德，折磨萨德，毁灭萨德，只能清晰地揭示出文明社会的脆弱与恐惧。而对于萨德本人来说，他为一种尚未证明其价值的写作毁坏了自己。当写作突破了写作者的外壳，当创造无法被创造者掌握的时候，写作是一种严重的、无法救治的、可怕的疾病。
《鹅毛笔》没有直接表现萨德的性取向和性能力。我以为能看到一些性场景，因为萨德本人是那样沉迷于性罪错、性倒错、性乱和性虐待，他的文字所到之处都引起某种程度不同的淫乱，却没看到他把那个洗衣女工放倒在床上。他是因为性无能才产生了渲染性暴力、突破性禁区的冲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知道。
喝酒，听音乐，凝望阳光下的树影。我在一次写作和另一次写作之间获得了片刻的悠闲。其实我一直是悠闲的，我竟然能够用长达一年的时间写一本很薄的书。我从来不够勤奋，所以，我也没有因为写作而发疯。懒惰，或者泰然，或者笃定，让我在一片狂躁的气氛里保持了这种悠闲。既不因此感到骄傲，也没有过分的自责。
在漫无边际的网络上游荡，我能嗅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与八十年代弥漫于父母四周的气息非常近似。那时，西风东渐、写作的神话化以及精英的示范作用给文学和艺术打了一针强心剂，诗人遍地生长，启蒙的空气无处不在，伪艺术也大行其道。而现在，网络以其世俗化、大众化和非精英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写作和交流的机会，到处都有烂漫的文字，到处都能看到以文学为终生使命的写作者，到处都有真诚的探讨和文字游戏。在文学已经未必能够带来现实利益的时候，仍然有那么多的写作者在逼仄的天空里飞翔，这实在令人感慨万端。我曾经假想过，如果网络不是以文字为交流的工具，而是用声音和图象，那还会有那么多的作品和作者吗？还会有如此高潮甚至疯狂的写作热情吗？这样的假设只能提供一种思维的角度，它实际上毫无意义。
必须绝对诚实。说出你知道的秘密。如果你不幸被写作看中，如果你不幸被命运出示了生活或生命的真相，那么，诚实地讲述出来。如果你了解到了语言的内在奥秘，你找到了通往花园的交叉小径，你应该带着更多的人前往。花园里也许盛开着鲜花，也许藏着荨麻与荆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把人们带到了天堂还是罪恶的渊薮，你只不过说出了你知道的事情。至于伟大，那只是一种评判，被盲目的时间和同样盲目的人群随意挥洒的评判，无法预订，也无法拒绝。
夜晚并不比白天更好，但由于所有的人都睡了，我的独醒就显得昂贵，有几分意义。
乳房上涂着金箔的女人陪着我，她反复地唱，用一种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