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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刚黑，火车就到了第一个停靠站。
铁路两旁树木葱茏，铁轨旁边杂草丛生，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站。
我提着行李袋赶紧往车门方向冲。没有买到坐票的一堆人挤在车厢一头，死死塞住玻璃门。推了几次，玻璃门没推开，我敲玻璃门：麻烦，能不能让让，一个年轻人懒洋洋地说这边人挤满了，我吼道：走不了也要走啊，我怎么下车！对面立即让出了一条路，我不知道踩在了谁的脚背上，软绵绵的。走到车厢门口，乘务员惊讶的问，你要下车？她大概想不到这趟去攀枝花的车厢里，竟然有出成都几十公里就下车的人。我说恩，我假装自己是回家或者要赶去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急忙跳下火车。
很多年以来，我每次坐火车经过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总会幻想自己在这里下车，玩上两天再搭火车继续走，这次看来是梦想成真了。
一个多小时以前，天色还很亮堂。火车还没有开出成都市区，窗外还是一幢幢高楼。爸爸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火车上。你大老表没有跟你打电话吗，他声音突然高了八度。我问怎么了，他说你外婆已经不行了，医院打片说肺部已经烂完，就算是年轻人也没治了，现在正挂着氧气瓶让“120”的车急着往老家（自贡富顺县飞龙镇）送呢。
中午的时候，父亲打电话说，你不要去攀枝花了，你外婆已经昏迷不醒，正在医院检查，一大家人正在合计把她往老家送，等你到了攀枝花人全都走了，我说那行。
按照我们老家风俗，人死在外面不吉祥，所以死之前都想方设法往家里赶。大舅一家人虽然二十几年以前就开始在攀枝花做生意，几乎已把他乡作故乡了，外婆每次轮到“吃”大舅家，也都是去攀枝花。但在外婆意识里面，川南的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小村庄才是她的故乡，她的落叶归根处。大舅问挂着氧气瓶的外婆，回家好不？外婆接连点头“要回、要回”。刚才说的“吃大舅家”是我们老家的一种说法，老人年纪大了，膝下儿女一群，无论跟着谁家过，时间长了常常产生口角，所以儿子女儿就轮流着养，轮到哪家了就去哪家吃住，后人没有闲话，老人也过个新鲜，所以就说成“吃X家”。
我把暂不去攀枝花的缘由和决定告诉大舅的儿子大老表。大老表当即否定了父亲的说法，他说祖母（我外婆）只是前几天感冒有点脱水，没什么大碍，“你过来嘛，我们两老表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起耍哈”老表说。我说那如果外婆一旦有异常，就立即通知我，我好去退火车票，要不然等我到攀枝花人都走光了，就算没走大伙也忙作一团，我只有添乱，至于耍，以后肯定还有很多机会。
两天以前的中午，我正在预定去攀枝花的火车票，母亲打电话说，得知外婆吃午饭的时候端着菜碗当饭碗，却用手抓着吃，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她担心我这次过去是见外婆最后一面。我说没事，到了她这年纪还吃得、动得，痴呆都要痴呆好些时日，我这次带了相机，可以给外婆多照点照片。
四天前的晚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外婆过几天就80大寿了，这么大岁数，估计没有下一个“十”了，我们没法去，你代我们去一趟。我随后向领导请假，联系大舅家的大老表到车站接我。
踩着铁轨旁铺的石块上往回走，到站台了，看见昏黄的灯光映出了小站的名字：“彭山”。
躺在彭山县城40块钱一晚的小旅馆的床上，我看新一期的《小说月报》，中篇、短篇，次第读完，竟没有发现一篇好看的，谁知道第二天换了一本《十月》竟然接连看到两篇佳作，一为武汉作家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为《灯台》。前者讲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通过念大学走出大山，无论怎么努力依然无法改变作为社会底层的命运，当绝症袭来，他只能把相依为命的母亲托付给尼姑庵，以“出国”之名在人群中不着痕迹的永远消失，后者讲的是一个已经做到某政府机关处长位置的私生子的婚姻生活，以及她虽没察觉、却从未走出的上一代的感情纠葛。
也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这天凌晨两点，当我怀着没有看到好小说的遗憾睡觉时，还没有开出攀枝花的“120”车上的外婆，永远停止了呼吸。两天后的80大寿和一千公里以外的故乡成了她永恒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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