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最美的时候，是梧桐花开如紫云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弥漫在甜丝丝的空气里。墙里院外，一棵棵梧桐开得浓郁，开得热烈，开得如同庄户人家的胸怀，大大咧咧，通透豁达。
就是这样的时节，就是在那棵将花开得像巨擎一样的梧桐树下，水川小声地对我说：“你给我当媳妇吧。”
我抬起眼睛看着他的脸，非常认真的告诉他：“俺有婆家了。”
那年，他九岁，我六岁。那时，他还能听见我说话。
然后，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的婆家是胡同北边的广北家。
“嫁给广北？”水川听完后，一脸坏笑地歪着头，“广北那么丑，眼睛还不好使。”他不着边际地笑起来，树上有花儿掉下来，敲在他的头上和肩上。
我被他的表情气得跺脚：“这是俺娘说的，不信，你去问她。”
这话真是我娘说的，在去姥姥家的路上。姥姥家离我们家四十多里，没有机动车的时代，四十多里路竟然远的不可思议。我爹上班时骑自行车，不上班的娘也买了一辆国防牌自行车，平时放在家里闲置着，只有去姥姥家的时候和爹一人一辆载着我和弟弟。
我不喜欢坐自行车，冬天冷，夏天热，坐的屁股生疼，时间长了，腿和脚就麻木的失去知觉。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的鞋子掉了一只，啥时候掉的自己都不知道。
四十里路，一个半小时坐在车子上，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坐累了，就跟娘打嘴官司，埋怨娘为什么找这么远的婆家，等我找婆家，一定找最近的。娘就打趣我：“那你就跟广北吧，他家离咱家最近。”
广北当时二十多了，先天性眼疾，视力很差，一直没娶到媳妇。我想了一下他家的屋太黑，广北也太丑。
娘就说：“近啊，出了婆家门就到娘家了。”
摸着被车架硌的生疼的屁股，我狠下心和娘说：“行，跟广北就跟广北。”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水川笑得挤鼻子弄眼。水川说：“广北的眼睛不好使，听我爹说，广北看见牛粪，弯腰用手去捡，还说‘拾个呢子帽子’。社员们笑得都岔气了。”
我笑过以后，觉得广北是太差劲，就和水川说：“行，那我给你当媳妇。”
水川眯起眼瞅着我笑，我低下头，看见地上竟然有那么多落花，一颗一颗的紫色小喇叭，在光影里，泛着蓝幽幽的紫，煞是好看。
我的家乡春天里风多， 村子里的人称春风为“疯婆子”。风漫天卷地的刮过来，登时天空与大地被尘土连在一起，田野村庄被裹在一片茫茫中时隐时现。被风旋起的尘土吹到脸上，打得脸皮生疼，一场又一场的风吹过，小孩子的脸上就被吹出一块一块的白癣。日头地里，常常有老人拉着孩子坐在门口捉虱子或用鲜嫩的杏仁汁擦脸上的癣。许是尘土里有病菌，风刮的多了，村里的孩子就开始流行腮腺炎。
我和水川都没有幸免，腮腺肿得老大，发烧，不敢吃东西。我娘捣烂了仙人掌糊在我的腮腺上，用纱布绷带缠着，天天窝在家里，不准再出去玩。梧桐树上的叶子随着春风沙沙地嬉戏，我坐在树荫里看蚂蚁来回搬运食物，腮帮子酸疼，吃东西疼，说话也疼。因为腮腺炎传染，孩子们不能随便串门了，没有伙伴来找我，与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觉得每一天的时间变得老长老长。
七八天后，我娘回家带给我一个消息，说水川高烧不退，去医院了。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见到水川，完全就像换了个人。瘦的皮包骨头不说，身上还有很多溃烂的地方，最可怕的是，他的耳朵听不见了。神灵活现的水川变得木讷讷的，趴在他爹的后背上，眼神就像是受过伤的小狗，定定的，里面是看不到边际的忧伤。他爹说，水川自从生病后，脾气很暴躁，经常哭闹，哭闹完就一声不吭，聋了以后更是连话也不说了。
我看水川的眼神是怯怯的。因为水川听不见，他爹就跟我说：“小宁，你和水川说说话，你慢点说，让他看见你的嘴型，他能看懂你在说什么。”
我娘跟他爹说：“你放下他，让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娘跟我说：“你和水川说说在姥姥家都玩什么了？”
我摇头，我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水川趴在他爹背上，说什么也不肯下来。
听我娘说，水川不是腮腺炎，是得了大脑炎，打了庆大霉素的针，耳朵竟然聋了，我娘说是药物反应。水川不能上学了，天天趴在他爹背上去打针，不知道打是的什么针。有一次听见他爹跟我娘说水川要抽骨髓，他爹还吧嗒吧嗒的掉泪。我觉得水川好像是要死了，开始害怕他。
水川没死，只是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爹在陪他治疗，很少出门了。
一个星期天，水川来我家找我，拿着本子和铅笔。那时候，我九岁，他十二。水川说话的声音变了，不知道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年龄。他的模样恢复了原先的白净俊秀，只是身体还是那么单薄。他让我看他胳膊上的疤痕，细细的胳膊上有着两三处疤痕，像鸡蛋那么大的皮肤贴在骨头上，有着一种亮光。我打个冷颤，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了。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当我说到第三遍水川还看不懂嘴型，我就会生气。嘴里嘟囔着：“笨死了，看不懂就算了。”
眼睛看往别处，咬住嘴唇不再和他说话。水川就会把脸伸到我面前：“你在骂我？你是不是偷着骂我？”
我就咬牙切齿的吼他：“教你好几遍都看不懂，嘟囔你一句你倒是看懂了。”
水川就笑：“你肯定是骂我了，要不然，你急什么。”
水川的哥哥是木匠，编筐编篓养家三口，木匠是养家糊口的好手艺。盖房子，做家具，桌椅板凳，就连棺木都是请木匠来家里做的。一天十块天，还要管两顿饭。
我们村梧桐树多，是因为梧桐树不挑环境，好养活，长得快，七年八年就成材。家里的桌椅板凳，门窗，衣橱，都可以用梧桐木做。杨树和柳树木质好，结实，可是生长太慢。记得我家南院有棵楸树，树干一年一年也不见粗多少，能出好板子恐怕还真是要几辈子。
方圆几里只有水川哥哥一个木匠，农闲时，那可是东家请了西家请。盖房子的梁檩，门窗，都要提前做好放着，结婚的家具也要趁农闲赶制出来。没有电动工具，刨子，凿子，拉大锯，很费时间。活挤的太多，哥哥就让水川学着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比如打打墨线，熬制水胶，刨刨板凳腿。水川很聪明，一学就会。刚开始，力气差点，时间长了，臂膀有了一些力气，做出的活计一点也不比哥哥差。
我十三岁的时候，跟着娘做手工活，绣白带丽。一天能收入两三元钱。水川收工后，来到我家，我那时候刚放学回家，给娘打下手，帮着铺铺带子，绣几个葡萄。水川来我家很自豪的和我说，他也有工资了，从现在开始，他每天能挣八元钱。我冲他竖起大拇指。他不好意思的摸摸头：“你拿个绣花针都能挣好几块钱，我抡斧子，拉大锯累得浑身疼，才挣八元钱，还是你厉害。”
水川说这话时一脸的笑意，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我上初中的时候，水川开始留长头发，穿西服，喇叭裤和尖头的皮鞋。水川家里买了电视机。当时，正风靡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主演的《血疑》。除了大队部的那块电视机，水川家的电视机是我们村的第一台家庭电视机。水川常常邀请我去他家看电视，只是我要上晚自习，没有时间。得空的时候，就缠着水川问他幸子和光夫怎么样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悱恻爱情故事，懵懂的情愫让我对幸子和光夫的爱情故事牵肠挂肚，有一种盼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强烈愿望。水川讲不明白剧情，耳朵听不见，认识的字又少，只是根据人物表情来猜测。我只能在他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再加上自己的猜测，好好的一部《血疑》被我编撰成了《猜疑》。水川在叙述剧情时，讲着讲着就会说：“你长的和幸子一个模样，真的，我不骗你，真的很像哩。”
我就会用眼睛恨恨的瞪他：“讲电视。”
他就会笑：“这不是讲电视嘛，又凶我。”
我十六岁，水川十九岁，有人给水川提亲。女孩是邻村的，虽然先天性聋哑，但是心灵手巧。水川相完亲和我说起那女孩长的很好看，看着水川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就笑，不停的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突然间觉得水川长大了。
再以后，我们都长大了，长大的象征不是身体发育成熟，而是学会客气。记不清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水川不再赖皮赖脸的和我说话，我也不再恨声恨气的欺负他。我们终于像大人们那样一本正经的打招呼，微笑着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