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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参加“路教工作组”蹲点来到东塘镇。“路教”的全称是“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其核心内容是当时的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人历来有赋予某项活动简称的爱好，这项活动在农村前后搞了近十年，开始时简称为“基教”，后来觉得不妥，怕让人与基督教和“半夜鸡叫”弄混，以后就统一称“路教”了。路教不同于现在流行的“胎教”，后者的对象是未出世的宝宝，准妈妈一个人即可完成；路教的对象则是广大农民，因此，派工作组是必须的。
我们的工作组档次不低，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史部长亲任组长，以下是党教处陈处长、余杭县委宣传部杨副部长为副组长，成员是市、县两级宣传部、农委、共青团等单位的十几位科、处级干部，我是组里最小的喽啰，但东塘镇的黄书记却很客气地称我为“笔头师傅”，虽是褒奖，我却受之惶惶，因为从《海军报》编辑任上转业的我的顶头上司沈科长才是真正的笔头师傅，而且是我真正的师傅。
当年的路教因为年头已经不浅，套路也就基本成型，那就是“虚实结合、以虚促实”。这个“虚”年年雷打不动——党的基本路线，“实”则没有定数。东塘镇的路教是杭州市的试点，其“实”是根据当年杭州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鱼塘招标。话说农村改革到了这一年，土地承包显出了威力，但收益颇丰的鱼塘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处理得合情合理人人满意。也就是说，这一年东塘镇路教的目的是：通过路线教育，促进鱼塘合理承包问题的解决，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市推广，这个“合理承包”就是招标。
作为笔头师傅的沈科长和他的徒弟的我，我们的任务就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简报简讯、新闻通稿、汇报材料、经验总结，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得随时出手，随时奉上。这件事情旁人看来不易，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只要摸着了套路，也是易如反掌的。关于写材料这件事情，沈科长有独门秘笈：“高瞻远瞩，脚踏实地；穿靴戴帽，不落俗套”。沈科长说，这《十六字诀》最难的是“不落俗套”。好在我本不是科班出身，走的就是野路子，只要天马行空地完成初稿，师傅就拿出《海军报》编辑的派头，用红笔划拉划拉就成了。
但是，东塘镇的黄书记总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写材料的比较辛苦，而且都是老烟枪，便吩咐下面要给我俩备足“子弹”，这子弹就是香烟，不贵，三毛多的“茶花”，足不足？每人每周5包，不够大方吧？但对我们来说是聊胜于无，白吃总是好的。不过，我至今还不清楚的是，干部公款消费香烟是不是始于我们，如果是，那可真是罪过了。
说到在工作组那段时间的生活，我至今还对杭州市的史部长有点小小的意见。我们住在东塘电镀厂会议室里，睡觉是水泥地的通铺，供饭是电镀厂食堂。史部长可能是文人出身，饭量特别的小，每餐只要浅浅的一小碗。他那样的大干部来到东塘镇，黄书记也不敢怠慢，吩咐食堂晚餐给工作组弄点荤腥。东塘有的是鱼，食堂师傅就每天给我们每个人蒸两条寸长的小鲫鱼。可史部长吃了一回以后提意见了，他说，两条太多了，吃不完是浪费，以后就蒸一条。最大的领导发话了，谁敢不执行？只是史部长不知道我们一群年轻小伙子饭量大，下饭菜也就消耗得多，他一条小鱼够了，我们都不够。我只好偷偷地告诉食堂师傅，下次蒸鱼多放点水，我们可以用鱼汤下饭；沈科长更绝，干脆掏钱买了瓶腐乳以供不时之需。
当然，在东塘镇的日子里，开心放松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有一次，工作组成员分头去各村调研，黄书记安排镇里的干部陪同并用自行车把我们带去。有一组是镇里一位心直口快的女干部，我们的一名组员主动提出由他带她，她说：我后面上来，你前面翘起来怎么办？她的意思很清楚，她比较重，要他注意一点。可旁边不知道谁悠悠地说了一句“他前面翘起来只有你想办法咯。”这个有点黄又不乏幽默的的段子，至今还是笑谈。
一个月的路教试点工作结束了，鱼塘招标进行得很顺利。那个时候的农民很相信政府，因为他们从那十多年来的农村改革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相信政府的任何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他们好。我和沈科长的任务是完成一篇将用于《杭州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稿，这样的安排可能出于市委宣传部陈处长他们比较的“高瞻远瞩”，而我们却比较的“脚踏实地”，史部长也许比较喜欢土一点的东西吧。在我们要离开东塘镇那天的早上，工作组接到史部长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说新闻稿通过了，但还得配发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且下午4点以前要送达报社。因为第二天要见报，情况紧急，副组长杨副部长只能抓住死马当活马医了，又把我和沈科长推到了前台。
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工作组成员没有回家，也没有休星期天。因此原来说好，这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们将在黄书记的陪同下，去东塘三白潭划船放松一下之后再打道回府的，想不到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好在我们对农村的情况知根知底，而且我又在文章里用上“大而言之······小而言之”这样的被沈科长大加赞赏的语句，评论员文章总算在中午之前通过了。为此，嗜烟如命，早上起床穿衣之前也要抽三支才能过瘾的杨副部长高兴得不得了，破天荒送我一盒香烟以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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