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小时候好像从未明晰地规划过未来，至于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也从未想过。老师为我们指引的伟大方向是做一个科学家发明家甚至政治家之类带“家”的人。这些伟大的理想就像历史书上的内容，遥远的我想像都想像不来。虽然那时在班里担任着学习委员，对于学习，说不上喜欢与不喜欢，只知道，学每天是必须要上的，就像墙上的钟，无论是否有人来看，都是要摆动的。至于为什么要上学，没有任何认识。反倒是对家里来个客人或逢年过节什么，有着更为殷切的期盼和浓厚的兴趣。因为那种时候母亲与奶奶总是忙里忙外，家里的气氛顿时会变得热闹而温馨，最主要会有许多好吃的。小时候对于漂亮衣服的渴望远没有对于美食的渴望，所以如果把将来和美好联系起来，那么最大的愿望就是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日子。可惜，这种日子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这足以说明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
我的这些低俗想法也许不具备代表性。因为几乎所有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深恶痛绝地说：你太胸无大志！什么才是“大志”，想了若干，又被我用若干的理由否定掉，所以我对志向是很迷茫的。我认为，人不能一概而论，但像我这样资质的人注定只能是一个平庸凡俗之人，而且我也乐于平庸凡俗。
我是如此，谁知千辛万苦生了个宝贝千金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二三岁的时候，问她长大干什么？她边跑边咯咯笑着，一刻也不消停，说长大踢球球。天哪，看着那些淡化了性别的铿锵玫瑰驰骋在绿茵场上，再看看我柔弱的小宝贝，心里竟有千万的不舍。女儿小时候不同与一般小女孩，不喜欢洋娃娃，喜欢各种玩具皮球、汽车、电话等，现在想想可能与她天生过于好动有关。
谁知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今天说的话，明天就翻供了。有天我们在外闲转，顺便在街边一元擦了一下皮鞋。擦完后上了回家的公交车，女儿坐在我的怀里突然大喊，妈妈，我知道我长大要做什么了，我长大要去擦皮鞋。说了一遍不尽兴，女儿一遍一遍地嚷着，并期待着我的附和。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虽说童言无忌，但我还是小尴尬了一把。女儿对她的目标回家后身体力行。家里有很多的礼品盒，漂亮华贵，女儿找来一个空易拉罐瓶、正在使用的牙刷、鞋油鞋刷、还有一个手绢，统统放进这个礼品盒，并固定在里面。在盒盖和盒身连接的地方从里到外又套了根丝带，丝带两头打了个结绑死，把盒子像个书包一样斜挎在肩膀上，在屋子里来回跑着喊着：刷鞋了刷鞋了，一元一刷了，今天开张免费。。。。。她的这身行头，完全模仿街边擦皮鞋的样子，只是人家的工具盒是木制的，而她的工具盒是锦缎的。当把她的那些行头放下时，又给易拉罐瓶里灌上些水，学着人家的样子把牙刷在水里蘸湿，拭去皮鞋上的灰尘，然后再抹鞋油，再刷再用手绢抛光。至今她的改装工具盒还在书架的底下放着，想想那时的理想，就差上街去实现了。
媒体的视角越来越宽广，它潜入了想像不到的各个角落，使我们足不出户便可尽览天下大小事。常在电视上看到许多偏远山区的孩子，那一张张红彤彤的小脸充满着生气与纯朴。他们走进我们的视野，那些艰辛的生存和求学场面，总会让人有太多触动，我常常是双眼含泪。但是再感人的情景，最后总是会绕到这样一个话题上，这么艰辛为什么还要执着地去上学？或是长大要做什么？对成年人，就会变成这样的固定问话格式：这一路你是靠一种什么信念支撑了下来？大多时候，孩子都会按着即定的答案继续说下去，比如我想看看山的那一边，长大我要做教师，让家乡的孩子都有学上。。。。。配上现场的气氛，音乐，答案特别容易让人感动，感动完后，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有次看到一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刚上一年级，当这个问题问到她时，也许忘记了什么，她一时不知所措，旁边的姐姐不住提醒，可孩子还是答不上来，最后扭着身子，咬着嘴唇羞涩而甜甜地笑了。主持人再问，她小声嘟囔道：不知道。主持人有点尴尬了，什么理想都没有怎么上电视，怎么影响他人。主持人忙问在一边的姐姐，姐姐说小女孩的理想是当一名舞蹈家。于是整个现场掌声一片，终于有个交待了。在大家的热烈鼓励下，那个“被想当舞蹈家”的小女孩跳了个《两只老虎》的“舞蹈”。“舞蹈”简单得不如广播体操，但孩子跳得非常天真。那一刻，我觉得媒体比这个孩子的舞蹈更天真。只是同为天真，小女孩的天真无论怎样都透着一种真实的可爱；而媒体的天真让人觉得不是装疯卖傻愚弄他人，就是透着无尽的虚伪和做作。
我不相信那些主持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做一名主持的理想，我不相信那些编导们在童年也都立志长大要干这一行，我更不相信那些成名成家的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童年时立下的志向。关注偏远山区匮乏的教育资源，不代表就让他们现在非要向全国人民表态，不代表他们明天必须要怎样怎样，更不代表要学着说大话。如果那样，关注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机，也许会让他们失去原本的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