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是何许人也？
2002年夏季之前，我并不知道此人是干什么的。认识他，纯属一次偶然的机缘。
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单位里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北京来的搞摄影的人找我。我二话没说，立马回道：“不见！就说我不在家。”
单位里的人在电话里为难地吱唔道：“是省上摄协的主席特意介绍他来找你的。他人这会儿就在办公室。”
一听是朋友介绍来的，情面抹不开，怎么也得露个面见一下。于是，我从家里赶到了单位。心想：人若不错，接待；反之，找个借口打发了事。
我那时之所以会有这种念头，是因为在我所处的工作岗位上，由于工作关系，十几年间我曾先后接触和招待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记者和文艺工作者，如中国作家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和许多省市的作家和记者。他们当中不乏一些有学识、有水平、懂涵养的人，但也有不少水平和人品其实并不咋样的人。接触多了，自然也就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了新的认识。之前，我们在接待中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热情相待，譬如吃好喝好照顾好，尽量满足其要求。但接待的人物多了，就发现，这些人当中的有些人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让人“敬仰”。可以说，良莠不齐，差别甚大。从此，我们就找借口躲着不见，不愿再接待和陪同这些人。这些人下来后嘴上说得特别好听，一旦离开了，你今后若再见到他时，他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判若两人！
难怪在青海的基层单位广泛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来形容这种人的表演：“下来手抓手，上来拉拉手！”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从“上面”来的人，到了基层，基层的人特别的热情，用最好的香喷喷的羊肉手抓盛情款待客人，而从上面来的客人，一旦回到了省上或内地，你若再见到他，他则会以另外一副不冷不热的面孔对待你，然后不紧不慢地伸出一支手与你轻轻握一下就算把你彻底给打发了。所以，生活在基层的人们就学会了用这种“敬而远之、躲着不愿见”的策略来对付这些人。
谁知，等我见到了卢广后却改变了我那种“应付一下就溜之远也”的想法。卢广个头不高，脸色黝黑，但长得却厚实。握手后，我们便开始寒暄。通过短暂的寒暄，我感到此人思维反应敏捷，有一定的头脑，然人却很实在，诚恳，有个性。他身上有一种我当时说不清楚的东西吸引住了我。他是专程来青藏高原拍摄西部淘金热的。他说，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听省摄协的主席说我可能知道一些淘金的事，让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是一个一直关注青藏高原生态方面的热心人。那年夏天，我刚从长江源头格拉丹冬第二次回来。于是，我们便又多聊了一些。
当我们聊道生态与人道摄影作品的时候，我特别向他谈起了在《中国摄影报》上发表的一组关于艾滋病村的照片。我那时订阅了30多种有关哲学、文学、美术和摄影方面的报刊。当我看到报纸上能发表如此“另类”的、震撼心灵的良知之作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对这期报纸的编辑和拍摄这组照片的作者充满了敬意。话音刚落，卢广则说：“我就是这组照片的作者。”我怔了一下，遂立起身来，走至卢广面前伸出手来，说：“好啦！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认你这个人做朋友！”我愿为这样的摄影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卢广却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他不愿给我增漆麻烦。最后他连一顿饭都没有吃，他就去了西藏的一个金场。一走，半月之久，杳无音讯。我不知道他是进到了金场还是已返回了北京。
二十天后，中午，他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已到了格尔木火车站，刚买了火车票，下午返回北京，走时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听急了，说你马上赶过来，我带你去吃饭。卢广却在电话那端轻轻地说道：“谢谢你了，我已经吃过了，吃的是水饺。我这会儿正在等一个人呢。”
这就是卢广！一个不愿给基层朋友添麻烦的汉子！
我过意不去，执意让他赶到广场的烤羊肉摊会面和等人。我说：“格尔木没啥好吃的，但这里的烤羊肉串特别的香，你就过来尝尝格尔木的烤羊肉串。你在火车站等着，我开车过来接你。”他却说：“你别过来了，我打个出租马上过来。”见面后，原本脸庞就不白的卢广显得更加深黑了：看得出，携一身青藏高原风尘的他，此行定是吃了不少苦！落坐后，我们一边喝着啤酒、吃着烤羊肉串，一边聊着他进到金场后的情况。他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当我得知他是在等一个把自己的两千六百元钱借给了素不相识的卡车司机时，我顿时呆愣了好一会儿。
原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在金场搭乘了一辆给金场送汽油的卡车，从荒原出来。不幸的是，卡车行驶到大唐古拉山却发生了意外：卡车的两个轮胎因严重磨损爆裂了，不能用了！夜晚天冷，卡车司机又没有钱去几公里外的路旁修车店买新轮胎换上。正当心急如焚的卡车司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卢广毫不犹豫地将揣在身上的三千元钱悉数掏出，然后留下四百元回西宁的车票钱和饭钱，便全部康慨地借给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卡车司机救急。由于卢广搭乘的是一辆顺路车，卡车司机准备抵达格尔木后再取钱归还给卢广。谁知，一桩简单的好事变复杂了。卢广为了赶到唐古拉乡拍摄照片，在青藏公路上又搭乘了另外一辆过路车，先走了。他只与卡车司机互留了个手机号，约定第三天下午两点钟在格尔木碰头还钱，便分开了。
我看了看表，差半个小时，就到下午两点钟了。我让卢广打了两次那个卡车司机的手机号，结果不通。我问卢广，你记了他的车号没有？卢广说没有记。我说你敢肯定人家今天下午两点钟来给你还钱？卢广看着我一双充满了疑惑的眼睛，笑着说，我看他们不像骗子。
卢广在此等候的这一笔钱是他准备回北京用的。说实话，我们在一起等待这一笔钱的时候，我在心里疑惑过卢广给我讲述的这个“借钱故事”的真实性：太有点不靠谱了！卢广对我说他除了知道这个卡车司机姓李以外，他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尽管我心里矛盾重重，但我宁愿相信一个为了反映艾滋病村的严重情况而冒着被感染危险在艾滋病村呆了两个多月的人的正义和良知。我说假如人家今天不来还，你也没辙。我说需要我帮忙吗？他说不用了，到了西宁他叫家人把钱打到西宁就行了。
后来我知道，卢广在拍摄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时，经常把身上的钱掏给他们，救济他们。他已经习惯这样做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就到下午两点钟了。这时，卢广的手机响了：是借钱的卡车司机！大约十分钟，卡车司机和他的助手赶来了。卡车司机与卢广热情地握过手后，便从怀中掏出二千六百元钱递给了卢广：“点一下。”卢广笑着说：“不用点了，我相信你。”
我望着模样约四十岁左右的卡车司机和他的年轻助手，用青海话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俩，成不？”
“成啦。你说。”
我说：“假如你们今天不来还钱，或撒个谎，说有事来晚了，等赶到后你已经上火车走了，他也没辙。他一个北京来的人，不可能再从北京来青海找你们要钱。更何况，那时候到哪里去找你们呢？”
我这番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殊不知，换来的回答却让我至今难忘和感慨无限！这位青海汉子说：“说实话，我们也想过找个借口不归还了。但是，我们不能做这样不仁不义的事。这么给你说吧，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人。我们在路上遇到这种借钱给我们的事儿还是头一回碰见。我们长年累月地在荒原和人烟稀少的地方跑车，如果坑骗了这样的好人，说不定哪天会遭到老天爷的报应！这就是我们赶着来给他还钱的原因。”
说完，卡车司机和他的助手因为还有急事要办就急匆匆地走了。
这就是我眼中的卢广！
我之所以将这件2002年鲜为人知的事讲出来，是因为从一件小事上便可看到一个人的品质。我敬重这样的人，而我绝不会以一个“完人”的口吻，去朝他身上乱吐唾沫。因为我知道，从古至今，人类还从没有诞生过所谓的完人。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千千万万个卢广这样的勇士，我们才会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