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到《呼啸山庄》说起
今天到办公室，桌上一个邮包。打开一看，是陆宇清先生寄来的其父方平先生的新版译著《呼啸山庄》。书是上个月印刷的。包装比老版本漂亮多了，特别是插图，比老版本增加一倍不止；尤其是冠在每章章目前的置顶插图，是老版本没有的。
接触方平先生的译著差不多二十来年了。记得那时心内有个愿望，盼望哪天能认识这位译家。但这个愿望却是不能实现了，方平先生于数年前谢世。人之一生，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遗憾吧。我喜欢方平，倒还不仅因为我喜爱他的译笔，而是他在那些译著里撰写的前言后记，让我读来特别亲切，即使是论文，他也写得很口语，不像目前流行的论文那样，通篇术语，高高站在读者之上。方平的行文使我感觉他是很易接近的人。
我们杂志这期编辑的专号有“方平专辑”。为了编好这个专辑，我辗转和方平先生之子陆宇清先生取得了联系。陆宇清先生给我的第一封来信就让我特别感动。他在信中谈及父亲时说：
“……我爸爸翻译，写文章不用电脑的，没有助手，都先打草稿，然后修改，然后亲自再抄写一遍。工作量非常大，所以他从早6点多就开始伏案写字，一直到晚上1，2点，从没休息日的，非常刻苦，从我小时记事起就是这样的，他特别珍惜上午的时光，如果有人上午来找他，父亲会非常不高兴的，认为打断了他的思路，由于长年累月地趴在书桌上，所以他的脊椎严重弯曲，到晚年人都是倾斜的，站不直的。但他很乐观，他常说，他活得很开心，与世无争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创作世界中。……”
我摘录的文字不多，但这些文字却让我看到一个呕心沥血的翻译家形象。这个形象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不能看到的。这个形象也让我理解，真正做文学的人应该如何去做。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随便就能得到的。
陆宇清先生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过一句很无意的话，“我爸爸其实就像是个孩子。”这句话当时也让我心头一震。带着这些了解，我把方平先生为《呼啸山庄》、《十日谈》、《一条未走的路》等译著的序言和后记又重读了几遍，更能抚摸到一个翻译家内心的真诚和纯粹。这种纯粹的品质在今天太稀少了，正由其稀少，才感觉它特别珍贵。
能写出真诚文字的人必然是一个内心真诚的人。这不仅是我一贯的以为，在对方平先生的了解过程中，我加深了这种体会。
而谈到方平，自然就不能绕开莎士比亚。众所周知，方平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莎士比亚上。我读莎士比亚还是九十年代初，和很多人一样，我选择的是朱生豪译本。朱生豪译笔生花，几乎为汉语读者再现了一个完整的莎士比亚。我读方平的莎剧译本还是在三、四年之前。那时在旧书店购得方平翻译的几种莎士比亚译本。读这几个译本时，我按照习惯，也将朱生豪译本摆出，一字字比较着阅读。阅读的结果是很难取舍。这点不像过去读巴尔扎克，无疑是傅雷先生的译本明显高出同行；也不像读托尔斯泰，草婴先生的译本可作不二之选，到了莎士比亚这里，我真不知如何选择。哪怕几近完美的朱生豪译本还占据着先入为主的位置，我还是很强烈地感到，方译和朱译，各擅胜场。而且，方译本中有不少地方，是根据国外最新莎士比亚研究成果而多了一些台词和动作指示。我虽然不研究这些，但读到这些地方时，很是感觉阅读的快乐。
有不少细节，我觉得方平比朱生豪译得更加到位。譬如，在《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中，哈姆莱特有句台词，朱译为“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这句话把意思译出来了，语气却总有些弯曲；我们看方平先生是如何翻译这句的，“在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事情，霍拉旭，是你们的哲学做梦也想不到的呢。”
就这句台词而言，我更喜欢的是方译。首先它更口语，在文字上没有斧痕，读起来比朱译更为顺畅。我当然没有褒方贬朱的意思，翻译本来就是艰难之事，一字一句，处处考验着译者的功力与修为。
记得当时读了方平这几个莎译之后，心中总想，方平先生会不会像朱生豪那样发愿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通过一人之力全部译完呢？因为到目前为止，赖一人之力译完全部莎剧的只有梁实秋。很巧的是，我在旧书店同样买到过梁实秋的莎剧译本全集，但只把他和朱生豪译本比读了一个《暴风雨》后，便赶紧将梁实秋的整套译本送人了。或许是我识浅吧，觉得梁译本实在不敢恭维。
总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朱生豪先生以32岁的英年谢世，未能完成莎剧的全部翻译，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在朱生豪之后，我一直以为，能以个人之力译完莎剧的，就非方平先生莫属了。数年前，听闻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平先生主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这套译本我迄今未见。但看“主编”二字，也猜测大约不是方平先生一人译完的。和陆宇清先生取得联系后，我特意问及这个问题。陆宇清先生告诉我，那套全集方平先生只译了其中24个剧本，余下的13个剧本由多人翻译。听后着实感觉遗憾。
在现在躁动不已的文学界和翻译界，还有谁会再去承担独立完成莎剧翻译的工程呢？这个工程要求译者的精力、能力、毅力、耐力、学识、沉静、忍得住寂寞……至为重要的，他得有超越朱生豪和方平的不世才华，还能够像方平先生一样，“与世无争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创作世界中”。
当年的朱生豪，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
忽然想起，方平先生去世时，媒体曾说，这是“中国文学翻译界‘大师时代’的逐渐远去。”看看目前的翻译界，这句听来残酷的话，又何尝不是公正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