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纯文学和读者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后，一如往年，媒体开始进行与诗人和诗歌相关的一些报道。诸如《诗歌是否能回到阅读中心》《纯文学是否回归》之类。说实话，读这些文字我是麻木的。充其量，诺贝尔奖的名单公布只不过给媒体提供一些新闻噱头，给海量读者一个简单的信息而已。当然，它也会给一些诗人带来虚幻的兴奋冲动——原来诗歌还有人在关注呀？
实际上，关注诗歌的人始终在关注，不关注诗人和诗歌的人始终不会关注。
即使是诺贝尔奖，也绝不会成为一次尽人皆惊的地震。
我更相信，哪怕是一个在文学圈东奔西跑的人，他也绝不会读完所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更不可能随口说出每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姓名。事实上，那一长串的逾百年名单，他也不会真正喜欢到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
对我国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来说，只有那个短暂的八十年代成为一个诗歌时代。后来的很多提法都似乎和它有关。譬如“诗歌死了没有”等问题，谈论它的人总喜欢拿八十年代的诗歌状况进行比较。殊不知那个年代的特殊性在于长达十年的政治事件结束，被逼压太久的精神空白实在太需要一个发泄口了，诗歌的登场引人关注就变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当时的诗人和读者都在忽略和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诗歌的兴盛来自于之前的政治事件的高压。如果说那个政治事件是不正常的，那么紧随而来的诗歌时代也就是不正常的。
没多少人关注诗歌。这才是正常的状况。
帕斯对诗歌读者的数量使用了“无限的少数”。这个“无限”绝不是横向的铺展，而是纵向的深入，它依赖于一条细长的时间向度。永远存在，但又永远是少数。因为不仅诗歌，包括所有纯文学体裁，都很难在同一个时期就拥有巨大的读者群。
记得恰好是十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的诗文集。这本书长沙一直未见。我找到定王台书市的一个老板，希望他能从出版社拿到这本书。该老板对我就这本书如何如何好的说法将信将疑，还是从出版社进了一批。书到后，我和长沙的一些诗友都去买了，但仅过一个礼拜，我再去那书店时，该老板就抱怨我给他错误信息，因为这些书只有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买了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弄得我只能向那老板连声抱歉。又等一些时日后，实在无法卖动，那老板便将书退给了出版社。很巧的是，也恰是在那一年，《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个朋友在定王台无意间发现，七折买了一本，我们得知后，也赶去买，那老板很诧异一本诗集怎么突然连续有人来买，以为进了本畅销书，本来七折出售的，想加到八折卖出，我们自然不干，结果都是七折买下。但同样的结果再次出现，后来再去那书店时，该老板同样说书卖不动了，最终也是退还出版社了事。
这个缩影有它的残酷性，但又再正常不过。实际上，说诗歌没有读者本就是让人早已生厌的老生常谈。我有时也诧异为什么不少诗人会对此有所抱怨。一首差诗让读者感到好笑，一首真正的好诗又在要求读者的时间和耐心。不能说读者缺乏这些，没有耐心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事，而早就是这个时代的痼疾。因此我同样相信，如果是一个没有诗歌写作和阅读经验的读者，他也很难将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读下去——而即使读下去了，也读懂了，又能怎样呢？希尼说一首诗歌从来挡不住一辆坦克。那么，一首诗歌也自然不能对生活有什么改变。
只是，一个人在今天还能继续写诗，本就是罕有的精神幸运了，还要去要求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