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它。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示，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当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在这五、年间，除颁布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每年都有"小说排行榜"和其它一些重要奖项推出。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述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并非一个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其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化更深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注册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有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显然，他们与"五四"时期的鲁迅、1930年代的沈从文，1940年代的赵树理，1950年代的柳青，1960年代的浩然，1980年代的高晓声们皆有所不同。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象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五十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 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事实上，何限于1976年呢，它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 60 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乡村体验，表达如此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闫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追求精神内在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一位不太知名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有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盛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及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在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真是一语道破本质。《圣天门口》具有史诗品格，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道路。作品的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全书风格大气，沉静。《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部书尤其在细节刻划上最见功力，可谓细节决定历史，同时也决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万言的《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但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已的独特风格和成就。
还有一些逸出常规，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说是写绝望境遇的，对死亡，虐杀，屠戳，杀人如草不闻声，作了极致化的表达，提供了惊人的陌生化处理，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揭出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语气，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叙述方法，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的创新。在《西去的骑手》里，对马仲英和盛世才的评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部富于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在中亚广袤的天宇下流荡着浩然之气。
《历史的天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于是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梁大牙的命运阴差阳错，升沉莫辨，给人一种不断走错房间的感觉。这是否在故意夸大偶然因素，把历史涂抹成随心所欲的完全不可知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而是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这力量应该就是“合力”了。发行业绩突出，广受读者欢迎的《亮剑》同样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所谓面对强大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岭。这里，战争艺术，传奇故事，武侠豪气，智勇双全，被巧妙融为一体。在历史领域，家族小说，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与女性：“人的再发现”的深化
人的再发现，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张洁的《无字》是用生命血泪体验写成的，它以个人化的激烈方式进入了历史，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全书的风格残酷而美丽。在整整一个世纪宏大而动荡的背景上，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突显于读者之前，让人思量的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为宏大叙事，宗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这是“藏”在全书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缓的，书卷气浓浓的笔墨中显现，成就了一部柔中见刚的文化含量丰厚的长篇。王蒙的《青狐》和《尴尬风流》也是两部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前者写倩姑终于成了青狐——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人生体验。有人认为，这是王蒙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而又调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问题。事实上它的意味远不止此。后者为小故事联缀而成，却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写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称道的很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不悔录》《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现实感：政治视角与底层书写
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大奖和电影大奖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的作品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训。于是新时期之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或“回到文学本身”，自有非凡意义。然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忌狭隘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的领域不完全一样，而且，文学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仅表现为权力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
闫真的《沧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泄露天机感”，另一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它把政治转化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动机，转化为人生选择哲学，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张平的《国家干部》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小说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与宗法文化和地方势力的结盟，怎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近距离的宏观把握见长，通过史天雄与陆承伟一对异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着重于社会剖析，忧患意识。陆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种领域写作的能力，但他们多年来以极大热情投入政治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而是努力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他一贯的思想冲击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作为反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力，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画出了一幅如有人所说的“人格与官品的工笔画”。尽管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仍要说，我们的文学还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时代性精神课题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说”。
底层写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说到底层，打工者，又不能不说到都市与文学。它们似乎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现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大众文学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农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转向了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立交桥、广告、明星、宾馆、超市等等消费性场所了。中国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国的都市文学却并没有跟着成熟起来。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长篇，也就是《手机》《遍地枭雄》《城市表情》，以及邱华栋，张欣，何顿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属“打工文学”（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当然，底层写作决不仅仅是指打工文学。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错的创作，但主要活跃在中短篇领域，长篇中有如《愤怒》《兄弟》《长势喜人》《泥鳅》《21大厦》《我是真的热爱你》等等。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常规阅读经验之外的新奇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一些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在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极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先锋精神和古典情韵，借历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曹文轩的《天瓢》写了十几场不同节奏，规模，声势，意味的雨，不是作为小说搭造的布景，见证，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化、氛围化的无言的存在，置换小说中常见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一种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达灵魂的丰富。东西似乎是一个具有“异秉”的怪才，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谬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后悔录》通过主人公无休止地后悔和自责，企图达成他与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后悔，越是出错，几无穷尽。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悯大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创造性转化问题。又如《万物花开》中的性向自然万物的回归，和万物的性，溶入人性。上述例子都说明长篇艺术探索触角的伸展程度。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历来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小说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叙事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巨大，几乎带有世界性。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扩了。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强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都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