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杂文）
孙柏昌
昨天，我与“ＺＯＬＯ”，踟蹰在城市的街头。
茫然。我在做什么？我去哪儿？目的似乎也若有若无。
有风，很凉的风。
我的鼻子偶尔会滴一滴很清的鼻涕（我觉得我一生都没有滴过类似的鼻涕，清却粘）。我想起了韬奋笔下的青田小贩，也是这样踟蹰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巴黎的街头，流着鼻涕……
“ＺＯＬＯ”里面没有什么，并不重；因为走的久了，便有了分量。
在走过过街天桥的时候，看见了三个不同姿态的乞者？我忽然觉得我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在俯视那熙熙攘攘的人流的时候，迷茫的眼里，人群似乎都变成了乞者，以缤纷的姿态……
我也想起了４６年前的那个初秋，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面对着突然压过来的高楼大厦，我迷茫得很无助。行囊很重，有母亲的送给舅舅的面粉（白面、玉米面、地瓜面），还有我的行李……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开始了行走，开始了行囊的生活。
我这一生背破了多少个行囊？实在也说不太清楚了。能够留下记忆的，又有几个呢？
最早的时候，我好象有一个很小的帆布旅行袋。走路出门，我不喜欢带太多的东西，会累。每次回家，母亲总会给我打点许多东西，塞满我的小小的旅行袋。带的最多的是花生米。花生，长生。母亲嘱咐说，每天早晨吃个十个八个的，好。其实，一到了学校，我就会与同学分享了。那天同学重聚的时候，我觉得许多男生，都吃过我母亲的花生米，也包括母亲的祝福……
我在拥有一个真正的背包之前，很羡慕那些背着皮包或者人造革包行走的人。很帅，很精神（用眼下时髦的话，应该叫“酷”）。当我每月挣５４元（北京天津的挣５６元）的时候，我便有了那样一个黑色的人造革背包。我在乡村中学的时候，校长觉得我和公社的头头、社办工厂的厂长们都很熟悉，便让我管一段时间的校办工厂。其实，所谓工厂就是一台车床的家当。我不知道，那台车床“转”了多少钱。只知道我赔了许多钱，赔得连回家看母亲的钱都没有了。因为，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得抽２角８分钱的“海河”烟，或者３角钱的“大前门”，偶尔也会吃饭，喝２元多钱的“十里香”，吃葱包肉、烩饼什么的。我手大。妈妈经常看我的手，五指并起来的时，指缝很宽敞。母亲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攒下什么钱。我一生，没有吃过救济，只是在我管校办工厂的时候，学校里救济了我７０元钱。那时，我背着的就是那个黑色的人造革包。
那个包好象跟了我许多许多年呢。背带断了，换过一次。
其实，我分不清皮包与人造革包。记得的，有一年在温州参观鞋厂的时候，人家给你讲解如何区别皮与人造革，我也记不住。
我没有背过真正的皮包，便直接过渡到了帆布包时代。之前曾经淘汰过几个帆布包？只知道“ＺＯＬＯ”陪伴了有许多年了。
尽管家里有许多箱包可用。但是，我出门还是只要“ＺＯＬＯ”。我只带“ＺＯＬＯ”能够宽容的东西，偶尔会用纸袋补充。最讨厌的是冬天去南方、海南，脱下来的冬装，十分累赘。我会把毛衣毛裤之类的行装装进塑料袋，系在“ＺＯＬＯ”上。别人会说，你这样多累。其实，拉着一个箱包确实很轻松。我却仍然认为，只背着一个“ＺＯＬＯ”是最轻松的了。那是一种心理的轻松。凡是超出的东西，一律拒绝。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觉得“ＺＯＬＯ”也不那么轻松了，正如我昨天的感觉。
人生的旅程，也许应该是一个不断舍弃的过程。
舍弃虚假、浮华、五彩斑斓的幻象，只留下一个诚挚的心，还有那同样诚挚的友情、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