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赌”（杂文）
孙柏昌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都要散一会儿步。
每次散步都有一条基本固定的路线，出门左拐、右拐、再左拐，再右拐……最终究竟拐了几多拐，也说不清楚了。
拐者，寻阴凉也。
在我第二拐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地摊：修车、修表、修锁、配钥匙、补鞋、换拉链，偶尔也会有个把捅地漏、修油烟机的人，面前放着一个纸板广告，守“板”待兔。
那儿，真正的顾客并不多，却聚集了许多闲人。闲者不闲，玩纸牌，戏赌，输赢不大。每每走过，我都会放慢脚步，粗略地清点一下：有多少牌局？围观者几何？牌局，多则十四；少则十一。分别聚集在树荫里，或隐藏于修车者的凉棚下。每个牌局的围观者，人数不等；少则四人，多则八人。大呼小叫，非常热闹。
其实，距离地摊二十几米，便是俱乐部。有一个很宽敞的空调大厅，可以打牌、下棋、玩麻将。
玩牌人，为何趋热避凉？赌也。
“我用青春赌明天！”好象有这么一句唱词。
玩牌的人，多为退休者。没有多少明天可赌了。
赌，也许人的一种隐匿的心理需求？
故乡人的道德观念里，非常鄙视那些“吃喝嫖赌”的人，邪门歪道。
其中的吃，不是吃饭的“吃”，应该是吃“大烟”，或者叫吸毒。中国人老祖宗，好象也种罂粟，不过，那是为了治病。中国人抽大烟，大概应该归功于英国绅士。林则徐好象跟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海盗船抗争过。
时下的中国，“吃喝嫖赌”业已蔚然成风，好象真的“一个也不能少”了。
“万恶淫为首”、“金钱万恶之源”，这些祖训，真的距离我们愈来愈远了。
我非常喜欢打牌，那种纯粹是“玩”，干磨爪子“的玩。前些年，经常会玩得通宵达旦。
于赌，我始终排斥。因为赌得少，赌历则历历在目，屈指可数。读大学时，假期回故乡，当年的伙伴会聚集到家里，玩那种“三打一”的纸牌。筹码是糖果。是那种一分钱可以买两块的暗红色的。倘没有意外的话，我基本上是赢家。每次赌完，我都会收获一大堆糖果，分给侄男侄女。后来，有一次，在河北河间城，我一个人在等交通车的时候，很寂寞。看到一个摆了象棋棋局，二元钱赌一把。我赌了，输了。还有一次是在广州街头玩那种刮彩的彩票。因为在那儿等人，便用十元钱买了５张。即刮即兑。赢了，就再换成彩票，一直到十元钱确实打了水漂儿为止。我等的人，也来了。２０００年的元旦，我是在湛江度过的。听说海边的一艘游船上有老虎机，想去见识见识。于是，我和同行的年青人便去了。去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老虎机在哪儿，说从来不曾有过。我觉得他们是在撒谎。或者，他们对我们两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心存戒备。我曾经在茶馆里旁观过朋友赌麻将。不到半个小时，一个朋友腰包的两千元钱便“有”翼而飞了。至今，我仍然保持着一个“赌”节目：每年新正，都要和孩子的舅舅、姨们玩一天麻将。我几乎总是输。
听说过，梁湘在海南的时候，很想把那儿办成东方的夏威夷。要开妓院、赌城。中国人好面子，就像我所在的滨海小城满都搭着刷封面的脚手架一样。倘开了大张旗鼓地开了妓院、赌城，那还叫“社会主义”吗？台湾是亚洲资本主义民主的典范。在澎湖设赌城，最近马英九又在设红灯区，规范性交易市场。是为了迎接与日俱增的大陆游客？其实，中国大陆真的一个也没有少。所谓的不准，也许只是法律上的一纸空文。地下钱庄、高利贷、六和彩、赌球、暗娼明娼，等等。
我的几个朋友都在澳门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过。据说，在那儿，中国大陆人的筹码最高。也难怪，有那么多贪官携款６０００亿逃亡国外。中国人多，分摊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也只有５块多，很少。
对于那些沿街乞讨者，５块钱也许是他们一天的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