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图书室（笔记）
孙柏昌
昨天，老同学苏阳来，我们在海河外滩海的汉字墙走了一会儿。
我说，这是塘沽最有文化味的地方。苏阳认同。他还拍了几张照片。
整个外滩浮躁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汉字墙却很清净。太多的人来过这个小城的外滩，却很少人来过这堵墙。记得的,马英九好象说过类似的话:繁体字更能增强两岸的文化认同感。
现在，时兴说什么软实力、文化力。也经常看到中国图书进入国际市场、表现不俗的新闻，那就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我不知道。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的ＧＤＰ排在什么位置上？不知道。却知道“毛主义”却非常有穿透力，直至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与格局。如三个世界的理论，至今还在承继着。
我们读书的那个学院，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是，学生可以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的第四版，几乎全都是毛主义在世界传播的新动向，拉美游击队什么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哥伦比亚政府军大力围剿的反政府武装，是否就是当年的游击队？
我的老师正在翻译的《格瓦拉》则是拉美游击队的传奇人物。
一个民族，需要一种精神！
我一直觉得我们那个学院的图书室太小了，小得可怜。其藏书，不用说与大学相比了，可能连一个中学都不如。我读书的黄县一中，图书馆还是一幢小楼呢。
记得的，学院的图书室设在二号楼的一层东北角，三间或者四间房子大小。楼上是女生宿舍。
记得的，学院的政治课、汉语课是可以逃学的。课外活动时间有时会学跳那种“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集体舞。我讨厌跳舞，一生都没有学会。舞会上，倘有人邀请我，便会在她痛苦的哎哟声中结束。我总是踩舞伴的脚。课余时间，我倒是经常去那个图书室。那时候，突出政治的空气很浓，我一般不会借书出来读，而是站在书架旁边看。离去时，把书折上记号，下次接着读。好象我们这批进入学院的学生，是为了应付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的人才需求。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曾经做过一个形势报告，预计中国将于１９７０年前后加入。我知道，自己的将来会与“亚非拉”的那个“拉”有点干系，所以就读有关拉美政治经济的书和小说。记得的，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人口与经济的书，名字忘记了。当时，北美与拉丁美洲的人口是２亿多，他有一个预计，到２１世纪，北美人口会增长到３亿。而拉美会增长到５亿。他的这个预计是科学的。经济、文化与生孩子密切相关。我来自农村，知道乡下人的生活，到了晚上，所有的快乐就是做生孩子的事。我还读过一些拉美小说，如《我们的粮食》、《黄金果的土地》、《阴暗的河流》什么的。记得，我还在课堂向那个艾尔维娅卖弄过我那可怜的外语，说到这些书。她居然很惊讶：“Ｄe donde proviene?”陈复庵老师替我回答了，说我是来自胶东半岛的一个乡村。
那时，西班牙语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外语语种。那些小说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西班牙语已经成长得很壮实了。随着拉美文学爆炸，中国的西班牙语翻译也随着爆炸了（人家爆炸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节拍则慢了整整二十年）。我很幸运，曾经在赵振江老师家里与他们夫妇吃了一顿饺子。赵振江老师曾经担任过北大外语学院院长，是《红楼梦》的译者。
艾尔维娅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的一个中学生。她的丈夫恩利克是毛主义的传播者，正在外国专家局翻译《毛泽东选集》。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费尔南多已经读小学了。小的叫莱奥，五岁。她偶尔会带他来上课。她在台上讲，莱奥就在教室的桌子下面爬。莱奥讲一口非常纯净的北京话。
校庆时，看到了学院已经有了一幢很漂亮的图书馆，只是没有进去看看。觉得，那毕竟与我们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