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共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1992年，刘醒龙的一曲“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面前，无数读者曾为之动容，流下眼泪。如果当年的《凤凰琴》是他对生活的感动，那么，11年后续《凤凰琴》而写成的《天行者》，则是他对历史的沉思。他用自己的笔，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前言
读完刘醒龙的《天行者》，我的内心又开始翻涌那种强烈酸楚的感情。我又心有所痛地想起了我小学的数学老师，想到了教了一辈子书的他，为拿不出一万一千多元转正的钱而生生错失了自己盼了一生的转正机会，不到一年时间就郁郁而终的结局。那样优秀的好老师，那样将自己毕生精力奉献教育事业的好老师，因为自己教了二三十年书而买不起自己长长的工龄不能转正，脑出血而死。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每月从4元钱工资拿起养家糊口的父亲，想起我小学甚至中学的所有的所有的民办老师，转正的，和没有转正的。
刘醒龙在小说《天行者》里说“界岭小学的那帮民办教师，少的干了十几年，多的干了二十几年，日日夜夜对转正的渴望，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
这句话我信，深深的信！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我的老师死不瞑目的心情之癌。在他的小说里，我亦看到了望天小学胡校长的心情之癌，他在转正的红头文件刚刚下达后，却突发脑溢血死亡。四十五岁的他，从不沾酒的他，从寒假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替别人挑木炭，挣钱贴补家用。后来因为听到转正要拿一万多元钱，就闷闷不乐地将妻子烫好的二两酒一口喝下去，将酒杯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说，什么红头文件，又是将我们当峨嵋山的猴子耍，说完就出事了。我亦看到了界岭小学中余校长他们的心情之癌。他的由于刚生完孩子参加转正考试而残废的妻子明爱芬---界岭小学的元老，因为不甘心，拖了多年，她的心还不死，夜里做梦都念着转正，几次寻死都咽不下那口气，最后在三位老师将唯一的宝贵的表格让给她时，工工整整填着表时，突然间，那支笔不动了。凄苦的一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同甘共苦的三个老师，因为余校长和孙四海拿不起钱转正，在政策下达即将收尾仍旧愁眉不展，几近空欢喜。学校另一位已勉强交完钱转正的老师邓有米，因为自己比余校长和孙四海先转正而心有愧疚，以求解脱向乡建筑公司索要两万元公关费偷偷替他们交钱未果，刚刚转正的他在教学楼坍塌后被开除公职逃走。最后邓有米的妻子费尽周折向县教育局将钱要回替余校长交上转正，孙四海因为转正无望，又因为转正过后取消民办教师的政策，无奈离开学校竞选村长的结局。
不要以为这单单只是个小说，如果没有现实中的经历，我怎么能理解我的老师之死怎么能理解父亲对自己没有转正的事一辈子耿耿于怀呢！现实中又有多少我不知的真实之痛呢！上周父亲回老家填表开始领取民办教师的补助金，他拿着笔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填写表格时，心里是否亦感慨万千久不能静呢。
如果没有刘醒龙的小说《天行者》，有谁会关心这个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默默奉献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的四百万人数的庞大人群呢？11年前，他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让这群被世间遗忘的民办教师终于站在了全国民众面前。96年国家下达红头文件，勉为强之地将民办教师转正，民办教师转公办老师，不是干部指标，而是省里给的全民合同制指标。因此，民办教师要交一大笔与自己的待遇不符的钱买自己的工龄。
最早的民办教师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其中35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委会再发35元，但村委会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工资不发。当民办教师时间越长，越交不起工龄钱。这样一大笔钱，他们怎么能拿得出呢？明明给你一颗糖，却让你看着眼谗又吃不着。
刘醒龙在《天行者》出版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又说，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国乡村中，大部分教鞭执掌在民办教师手中，在今天，人们却似乎急切地丢掉历史，开创未来，依据官方的说法，民办教师这个遗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不难发现，所谓的解决，就是“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乡村代课教师的出现，他们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当年的民办教师。刘醒龙又说，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那个年代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这也许是他写完《凤凰琴》后意犹未尽，又在十一年后续写成完整的《天行者》的缘故吧。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那些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以一颗赤诚之心关注着他们，将这部《天行者》真诚地献给他们，替他们说了一句公道话。
照明人的心灵的是什么？知识。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向人的心灵的是谁？老师。生于60后、70后甚至80后的农村孩子，不会忘记那个年代他们的民办教师吧！有谁没有被这些朴实无华的民办教师教过知识呢！
《天行者》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机会来临时，那些红头文件下达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在刘醒龙的笔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界岭，有着落后的教育。一个破败不堪如果看不到国旗听不到读书声就以为是一座破庙的界岭小学。三名每月只领35元补助又被村里拖欠9个月工资的贫困潦倒的民办老师。数名骨瘦如柴衣不敝体每天走二十多里山路直到下雪才穿鞋子的学生，其中还有二三十个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的学生在余校长家里吃饭，十几个夜晚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里的学生。一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邓有米和孙四海两位老师用笛子吹奏着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将国旗徐徐升起的风湿病的大骨节的手。升旗时站着的瑟瑟发抖的孩子。余校长叹着气的话：“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样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悲凉的让人心酸疼痛，却又无能为力。
不被重视，却又在那个急需人文教育的特殊年代被国家离不了的民办教师。六个年级，三个教室，两年一次的招生，因为教室破旧，窟窿多不隔间，三个教室统一的上午上语文课，下午上数学课。邓有米和孙四海每天都在用笛子吹奏那首《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本应明快的声音里节奏却缓慢的如泣如诉，凄婉至极。阳光在哪里呢？这是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偶尔透进来一点希望的光线，第一次盼了半辈子的机会，三个人将转正名额让给了来学校不到半年的张英才；第二次机会被蓝飞偷偷地自己填了表将转正名额据为己有；第三次以邓有米向乡建筑公司索要两万元教学楼的公关费，替余校长和孙四海交转正钱被开除公职为代价，邓有米的妻子将追退回来的钱替余校长交上，余校长才得以转正，孙四海离开学校。
张英才始终记着离开学校时，余校长对他说过的话 “不管到哪里，都莫忘记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几年后，他从上面为三位老师带来了民办教师转正的红头文件，却又因为他们交不起钱转正而痛苦，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在县城很有前途的工作，又回到了界岭小学教书。
同样怀着愧疚之心的蓝飞为界岭小学引来了一对中年夫妇投资10万元建学校。而这对中年夫妇正是曾来学校支教三个月的骆雪的父母。骆雪死了，他们的父母为了完成她的心愿将自己从工资里节省下来的10万元钱给界岭小学建新的学校。
来过界岭小学又走了的人，一直尽自己所能明里暗里帮助界岭小学的万站长，张英才，蓝飞，骆雪，无不是受了界岭小学三位老师感染，他们尽自己的能力为界岭小学为三位老师做着事情改善状况。还有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叶碧秋和叶萌，也成了界岭小学的希望。正如张英才当年离开学校时万站长对他说过的话“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
小说里的那张凤凰琴，是民办教师转正的纠结，是民办教师转正的希望，是乡村教育的希望，是民办老师苦于奉献的精神，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容质疑的人道。刘醒龙用它奏响了一曲民办教师人间默默苦行的绝唱。
后记：感念！谨以此片言片语献给那些年教过我的民办老师们，献给我的父亲，献给天下所有的民办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