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树
阎连科
1978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染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都又把地分还给了农民们，宛同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制作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躲猫猫。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财产和私有。于是间，就都砍，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有一天政策变了脸，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册账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田头都有树一样，也有一棵越过碗粗的箭杨树，笔直着，在春天，杨叶声哗脆脆地响。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拃量树的粗细和身高，知道把树伐下来，盖房做檩是绝好的材料和支持，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可最终，父亲没有砍。
邻居说：“不砍呀？”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路人说：“不砍呀？”父亲说：“它还没长成呢。”
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然在三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还有一部分政府要重新收回去，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们。于是间，我家的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在成了人家后的第三天，父亲、母亲和二姐们从那田头上过，忽然发现那远比盆粗的树已经不在了，路边只还有紧随地面白着茬的树桩。树桩的白，如在云黑的天空下白着的一片雪。一家人立在那树桩边，仿佛忽然立在了悬崖旁，面面相觑着。
到后来，父亲离开人世后，我念念想到他人生中的许多事，也总是念念想起那棵属于父亲的树。再后来，父亲入土为安了，他的坟头因为幡枝生成，又长起了一棵树。不是箭杨树，而是一棵并不成材的弯柳树。山坡地，不似平壤的土肥与水足，那棵柳树竟也能在岁月中坚韧地长，卓绝地与风雨相处和厮守。天旱了，它把柳叶卷起来；天涝了，它把满树的枝叶蓬成伞。在酷夏，烈日如火时，那树罩着父亲的坟，也凉爽着我们一家人的心。因为至今乡村的人多还有迷信，以为幡枝发芽长成材，皆是很好很好的一桩事。那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厚德时，上天和大地才让你的荒野坟前长起一棵树，寂时伴你说话和私语，闹时你可躲在树下寻出一片静寂。以此说，那坟前的柳树也正是父亲生前做人的延续和回报。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对人生因果的理解写照和诠释。每年上坟时，哥哥、姐姐都会把那弯树修整一下枝，让它虽然弯，但却一样可以在山野荒寂中，把枝叶升旗一样扬起来。虽然寂，却更能寂出乡村的因果道理来。就这么，二十几年后，那树竟然原来弓弯的腰身也被天空和生长拉得直起来，竟然也有一丈多的高，和二十多年前我家田头的杨树一样粗。
我家祖坟上有许多树，而属于父亲的那一棵，却是最大最粗的。这大约一是因为父亲下世早，那树生长的年头多；二是因为乡村伦理中的人行与德品，原是可以在因果中对坟地和树木给以给养的。我相信了这一点。我敬仰那属于父亲的树。可是今年正月十五间，我80岁的三叔下世时，我们一片雪白地把他送往坟地时，忽然看见父亲坟前的树没了，被人砍去了。树桩呈着岁月的灰黑色，显出无尽的沉默和蔑视。想到今天乡村世界的繁华和闹乱；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经营和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输运的大车小车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荡荡洁净和富有，也就豁然明白了父亲坟头被人砍树的缘委，也就只有了沉默和沉默，无言复无言。
只是默默念念地想，时代与人心从田头伐起最终就砍到了坟头上。
只是想，父亲坟前的老桩在春醒之后一定会有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几时才可长成树；成了树又有几年可以安稳无碍地竖在坟头和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