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乡 耍 活
郑彦英
耍活是陕西关中的方言。关中是我的家乡，家乡人把一切玩耍的活动都用这两个字表达了，就像城里人把一切游乐活动统称为娱乐一样。
我童年时，差不多四十多年前吧，我和小伙伴们的耍活大都是从玩土耍泥开始的。家乡土好，是标准的壤土，我们把土堆成堆，用两只脚挡住两侧，然后用手捶击散土，散土很快就成形了，挪开脚，土的新形象就稳稳地立在那里。玩土手艺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将土堆积成的形状，若院墙、若井口、若门廊，甚至若狗若马若猪等等。玩泥巴的年龄一般在上小学以后，这种玩法类似于如今的泥塑，孩子们大都是把眼前的东西复制过来，比如庄稼、动物、建筑、农具，当然还有人物。遇到假期的下雨天，许多小孩子在一起，常常会分工合作，用泥巴盘捏出一个故事来。但是这些耍活是不能在冬天玩的，冬天自有冬天的乐趣，那就是牵狗撵野兔子，特别是在大雪初霁的日子，野兔子的脚印会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顺着脚印，野兔子就不可能逃脱。有时候茫茫雪野没有野兔子脚印，但我们也能从一望无际的雪地里看出野兔子躲藏的地方，然后悄悄地接近野兔子的隐藏点。等到放开狗的时候，隐藏的野兔子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我们的狗把野兔子追到了悬崖脚下，野兔子无路可逃了，猛然跳起来，竟然跳了一丈多高，等到它落下来的时候，一群狗的嘴巴就接住了它，我们还没看清楚，它就成为一块块碎肉被狗们分别噙在嘴里。一群大呼小叫的孩子看到这一惨状，突然间都失了声，许多孩子的嘴巴呆呆地张在那里。
再长几岁，就会学着大人丢方。丢方是方言，其实就是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出横七道、竖七道的方形棋盘，两人或执土蛋儿，或执柴草棒儿，类似于下围棋那样下起来。这种玩耍方法会记一辈子，我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同学中有关中人，我们还在武大美丽的校园里丢过一回方。
我十九岁离开村庄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还不知道我们村里谁会下象棋。因为我从来没见有人下过。到90年代初期，我应邀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其间和西影厂编剧竹子去了一趟我的家乡，才知道村里已经下象棋成风了，而下得最好的，就是我的父亲，竹子就和我父亲在我家的院子门前摆开象棋盘下起来，竹子下棋的水平在西影厂也就一般，但和我父亲在一个小时内下了三盘，我父亲都输了，父亲深有感触地说，看来，下棋也有大学问！
有一句流传至全国的顺口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吃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我们老家人确实爱吼秦腔，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打麦碾场的时候，大人们在大太阳底下，戴着草帽，牵着拉碌碡的牲口缰绳，一边扬着鞭子一边唱秦腔，往往是此伏彼起，有男的唱，也有女的唱，更有几人合唱的。那耀眼的阳光、流淌的汗水和高亢的秦腔合在一起，形成了麦场上令人难忘的情景。
我们村里唱秦腔唱得最好的是一个瞎子，他还会弹三弦，他一张口唱，其他人就立即闭了嘴。他天生一副好嗓子，提着三弦走村串巷，用乐器和嗓音挣钱挣物养家糊口。我们知道他方游回来的消息几乎都源于他喊他儿子犬的吃饭声，他站在自家院子里，大叫一声“犬——”，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他家开饭了。
改革开放后不久，村里通了电，有了脱粒机，打麦的场景从此消失了，也就没了秦腔，自然成了麦收时节乡村人很大的遗憾。
但是社会毕竟往前走着，新的耍活不断出现，比如有了电影，逢年过节，或者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就会请一场电影来，让一个村庄的人看。前几年我回家乡，父亲告诉我，如今看电影也很少了，因为每家都有电视机，在家里都把电影看了，还跑到外面弄啥？！
我知道父亲爱吼几声秦腔，有时也哼哼眉户，就问父亲这几年有吼戏的场合没有，父亲笑笑说，过去大家在一块儿做活，说唱就唱起来了，有个互相比的心，如今单个做活办事，唱不起来。想想又说，有一次你弟开着拖拉机拉着我去赶集，路上高兴了，忍不住吼了两句秦腔，但吼了两句也就停了，一个人唱，寡气，没意思。
去年9月，和我一起上初中的一个同学来到郑州，他的儿子考上了郑州这边的大学，他送儿子上学，顺便来看看我。“你把书念成了，我没念成，我得让我儿子念成。”他这样说，话语中渗透着自豪和满足。我发现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胡子也没有刮，看上去很苍老，就问他家的经济情况，因为目前在我去过的一些农村，最穷的是两种家庭，一种是家里有大病号，另一种是有孩子上大学。他低头一笑说紧是紧一些，但也不至于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受穷，他说他家承包的土地全都栽了苹果树，每年家里能卖两万多块钱，而且不用交农业税了，供一个大学生没问题。这就让我放心了，中午请他喝酒。他酒量小，两杯酒下肚，脸就红了，指着他的脸问我：“你看我像不像杜甫？”我一愣，心里想，你咋能像杜甫？嘴里说：“你比他胖。”他却说：“重要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说着立起来，做了个捋胡子的姿势，并戏曲亮相一般地定住格：“这下你看像不？”我看着更不像，就笑起来。这一笑，他也笑了，坐下来说：“自古到今，咱那儿的人有了钱就置地盖房子娶媳妇。眼下呢，这些都不在话下了，村里一伙人就想在今冬把钱凑到一块儿，排个新秦腔，剧名叫《杜甫》。我就在争这个角儿呢！我把台词全部背过了，唱腔不但背过，而且琢磨着唱了不下五十遍，应该说每一个唱腔都能达到西安来的导演的要求。我给你唱一段吧？”我连忙摆手，心里想这儿是饭店，不是乡村，能说唱就唱？嘴上却说：“你一准能唱好，你从小就嗓子好，凡是耍活你都比我强，来，来，碰杯。”
前几天郑州下大雨，他冒着雨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几乎没认出来，因为他的胡子垂到了胸口。他说这是为戏留的胡子，因为去年冬天他们的《杜甫》演得很成功，他现在一有时间，就琢磨《杜甫》的事，他是跟儿子一起来的，儿子去学校了，他来跟我商量《杜甫》。
“不是很成功吗？”我问。
“成功归成功。”他捋捋胡子说，“导演还是不满意，说我演的唱的都成，就是气质不成。我就是来请教你，咋个把气质弄成？”
我看着他，心想诗圣的气质是一般人能修炼出来的？但我不能给他泼冷水，毕竟，当普通农民都开始琢磨怎么弄成杜甫的气质时，他们的耍活就要活了。我把茶端到他面前：“不就是个耍活嘛，放开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