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上忽起大风，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龙梅与玉荣一对小姐妹追赶羊群，不知所踪，直至晕倒在雪地里，此即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随之，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集体主义精神的热潮，席卷全国。外国有媒体质疑，何以使未成年人放羊，其监护人何在？但国人没有这么想的。后来找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理由：“热心肠的父亲吴添喜要去帮邻居粉刷房屋，小姐妹主动要求替阿爸去放羊。”
后来巴义尔的《蒙古写意》（民族出版社，1998年）一书披露真相：小姐妹的父亲外出喝酒去了，把羊群交给姐妹俩看管，第二天，赶着羊走了七十多里路的龙梅，被哈斯朝禄与九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于白云鄂博火车站附近发现，遂将之送往白云鄂博矿区医院抢救。但因哈是被“管制分子”，故不予上报表扬。“文革”中因阶级斗争的需要，哈被关进监狱，罪名是他欲强奸龙梅并偷羊；1984年哈得以平反。这对姐妹为此补充道：“我们那时小，不懂得这些，人家让我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曾有四名美国记者专程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苹果，送大娘回家的照片问：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留照片，这是不是经过导演的？
果然，“雷锋送老大娘回家”中扮演老大娘的“群众演员”，是大连《新商报》副总编辑王盛波的奶奶。据王盛波的说明，他奶奶当时人就在家里，并不需要别人送她回家，是雷锋和新闻干事季增找上门来攀谈。这时，那位新闻干事看到邻居苏姓家中的小姑娘正在院子里玩耍，就忙喊：“小妹妹，过来，一块儿照个相。”摆好姿式正要按快门，那位新闻干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奶奶说：“老人家，你家里有没有包袱，拿来用一下。”在雷锋画册上，对这张照片的注释为：“1960年，雷锋因公出差回来，在沈阳车站发现一位老大娘拄着拐棍，背着包袱走路很吃力，雷锋上前接过包袱把大娘护送到抚顺，当大娘的全家向雷锋道谢时，雷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聊斋志异》开篇即曰：“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可惜那时此书已禁。
外国人不比中国人聪明，只是他们遵循了常识，而我们没有。那时，全国人民对报纸上说的，广播里讲的深信不疑。说刘少奇工贼，人们就相信他是工贼，说林彪叛国，人们就相信他叛国。是什么让国人主动放弃了常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做法无疑相当高明。李敖在1961年作文《播种者胡适》云：“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胡适的高明，也只是遵循了常识而已。
百姓易哄，士人难欺，却也不尽然。1949年 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道：“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诗人易煽，学人理性，却也不尽然。《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了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鲁迅在《小杂感》中有妙言：“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不要以为指挥文人的总是软刀子，许多时候是锐刃，从秦始皇到朱洪武，从刘邦到乾隆，手中所操，哪个不是血淋淋的真家伙。
哈耶克认为，若要使整个社会保持步调一致，单靠强迫是行不通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让全社会保持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工业的国有化总是伴随着思想的国有化。在计划者的眼中，需要被集中管理和指导的不只是经济，更有人们的思想。
集中管理思想，宣传须先行。有谚语曰“谎言说上千遍就成真理”，其实只要重复三遍就够了。三人成虎，众口熔金，天天“伟光正”，日日“红光亮”，岂有不被感染者。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个人的思想足矣。纵使有个别清醒者，或处施暴上层不能言，或为专政对象不敢言。集体超意识很难被控制与利用，而一旦驾驭之，便成滚滚盲流，咆哮而来，遇村毁村，逢田毁田，所有的人皆裹挟其中，不能自已，操纵集体超意识者，即某些超人的意志。当一向温良恭俭让的老舍终于吼出“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的骇言时，为时已晚，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得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故曰国人的理性，更多源于压抑，此非真理性，万不可错把压抑当理性。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无不佩服其洞察。阎锡山曾问同僚赵承绶：“何为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曰：“莫甚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再问：“何为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莫甚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一洋一土，一文一俗，道尽宣传之玄妙机理。由此可见，把判断交由别人，把思考托付领袖，听信宣传，依赖权威，被欺骗是必然的结果，被蒙蔽是迟早的事情。多少人误读了那些天花乱坠、不着边际的宣传，把口号当真，把领袖的话当真，相应号召，投身其中而不能自拔。人们起初的怀疑，源于屡屡上当，新闻纸假话，教科书也假话，谁还能再使你相信。还是鲁迅说得好：“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使人民启智，还是蒙昧，使人民辩言，还是缄默，使人民有我，还是无我，使人民独立，还是驯服，考量着一个政府的性质。伏尔泰：“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乐观开放、平和平等思想，穿越时空，盘桓脑际，它使一些被启蒙的民族受益匪浅，而让另一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族避之不及。其实，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也只是个常识。
1962年，杨振宁的父母在日内瓦与之见面。父亲杨武之告诉他：“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杨母在一旁泼凉水道：“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识字不多的杨母是位遵循常识的人，她的直觉是准确的。常识是谎言的敌人，常识所持，不在男女老幼，不在教育程度，而在是否充分自信，是否敢于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