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她静静坐在藤椅上，给我讲述关于老人和骑楼的过去。我安静地听着，内心却涌起一股对从前上海的种种眷恋。其实每次路过大世界的金陵路，从没对脚下的骑楼廊道太过留意。如今的骑楼街已渐渐被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所蚕食和侵蚀，所以现在想来心里不免觉得有种小小缺憾。
她继续说着老人和骑楼的往事给我听。解放后的几年，祖父他们家族经营的米店铺在“三反”和“五反”运动后，经过公私合营，已俨然被国家收购，祖父和家里的一些亲眷也因此进入国营粮管所的编制，光荣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祖母因为从前在广东乡下的私塾里念过几年书，所以能识一些字。解放以后，新社会里开始大搞妇女运动，于是妇女原本低下的地位也在这种趋势下大大提高。祖母是个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的人，思想意识比较超前，所以在先进分子的游说下毅然加入到当地里弄的妇女组织中。
由于骑楼街里大多住的是广东人，而新来的里弄干部很多都听不懂广东话，所以祖母也就成了最好的现成“翻译”。祖母为人谦和，脾气又好，所以在骑楼街里的广东女人们中很吃得开。虽然祖母在里弄里做事算是编外人员，但她的名声却响得很，因祖母姓黄，人长脚长，所以只要提起外号“广东大王”，骑楼街是无人不知的。
1958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祖国上下一起步入了大搞生产的“大跃进”时代。全国各地开始大炼钢铁，祖国农业在收成上开始大放“卫星”。当然上海金陵路上的骑楼街也不例外。祖父所在骑楼街的购粮所，每过一段时期都会用大红纸头在墙上张贴用毛笔字书写的粮食收成喜讯。而祖母和一帮里弄干部隔三差五则会对骑楼街里的钢铁工人进行家访，并敲锣打鼓给他们戴上鲜艳的大红花。
祖母说，她与骑楼街是有不解之缘的，这也验证了她后来必定要在这条街上住一辈子。解放前，金陵路上一直是有有轨电车的。但是从六十年代起，有轨电车线路开始被渐渐拆除，从那时起，金陵路上却多了一样有两根辫子的新事物——无轨电车。祖母告诉我，我父亲小时候就很喜欢坐在无轨电车上欣赏马路两边骑楼的风景。
或许骑楼代表了祖母那辈广东人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而在上海的金陵路上他们却找寻到属于自己能够安定下来栖息的一隅。从一座熟悉的城市迁徙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许这本就是不易的，而他们却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找自己和家人能够适应下去的信念，随着时代的步伐却还是鼓足勇气去迎接摆在面前的重重困难。
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发起的。红色年代充斥着火热的躁动，理性往往也就湮没在常理之中。在这十年浩劫中，祖父母也曾经历了坎坷的过程。骑楼街上住了许多广东人，因从前都做过小生意，于是一些人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走资派”或“投机倒把”的帽子。当然祖父和家里的一些亲眷也不能幸免。更糟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被造反派发现了解放前随国民党要员一起出走台湾那个妈姐的一些细枝末节。
造反派反复向祖父逼供，要他交待清楚是不是还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联系，是不是资本主义留在上海隐蔽的特务。那个时期，里弄干部和骑楼里的邻舍都劝祖母快点和祖父划清界限，以示清白。但祖母是个重情义，有骨气的女子，在危难时刻她是怎么也不会和祖父分开的。
其实，在父亲和其他叔父辈的嘴里，他们都说祖母是个聪慧、贤惠的女子。为了救被造反派扣押着的祖父，祖母算是绞尽了脑汁。趁着先前在里弄中帮忙做过一些妇女工作的关系，她托人用尽一切办法去讨救兵，为了只是能救出被关押在羁留所中的祖父。等待的过程是那么遥遥无期，如煎熬一般的时日在动荡岁月里让祖母怎么也安不下心。
也许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只有经历了磨难和波折，人才会变得愈挫愈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日当祖母从熟人手中拿到市文革委一位领导亲批释放祖父的条子后，她竟一个人站在骑楼的窗前默默落下了眼泪，那种辛酸和激动并存的心情或许是祖母一辈子都淡忘不掉的，这般刻骨铭心的记忆并非他人能够体会。
祖父回家的那天，是祖母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迎接的。她帮祖父提着放着搪瓷茶杯、搪瓷脸盆和拖鞋的网线袋一路走。一家人沿着贴满造反大字报的金陵路向家的方向前行，我想这一段路程，祖母内心一定十分感慨。孩子们扶着父亲一边走，一边轻轻说着话，而他的黑布鞋和洗了泛白的的确凉衬衫，还有他衬衫口袋里的那本残旧的毛主席语录，是家人们至今也无法忘怀的。
祖父回到骑楼的当天，祖母还特地给他做了一碗云吞面。祖父吃着热腾腾的面条早已热泪盈眶，祖母望着祖父削瘦的模样，却是泣不成声。当夫妻俩再次相逢，声声粤语乡音溢满了整个屋子，这就是那个时候家人对祖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深的记忆。
后来祖母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其实骑楼里被迫害死好几个人，祖父能够活着回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所以后来对待生活她压根就没什么要求，一日三餐，不求多福，但求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就好。时代的步伐永远是不停歇的，事物继续按着自己既有轨道不断衍生出新的历程，就像金陵路上的骑楼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在不停抒写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令一群人的记忆和感悟怎么也无法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