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无滚圆，人无十全，既非圣贤，孰可免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错者有两种情形：一则不知己错。罗素说：“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胡适说：“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又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比别人一举一动重要者，往往偏执，偏执本身便是一种错误。一则知错不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行世，岂有一贯正确者，岂有如温元凯所言：“打倒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枪毙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最后平反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总之几十年了，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越南北方土改由中国工作组指导，完全照搬中国北方土改经验，搞得过了头，胡志明问毛泽东，能否承认这个错误，毛曰：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是要亡国的。于是胡志明回去找长征同志做了替罪羊，让其承担土改中的错误。
为使自己一贯正确，须死不认错，对此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指出：“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除此之外，不惜编造谎言。所谓的四大恶霸地主典型，后来为“扒粪者”归真，方知都不成立：刘文彩抗战期间捐巨资兴学，并捐两千亩良田收入作教师及寒门子弟读书薪资，后被诬为川西恶霸；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属高玉宝胡编；白毛女纯属鲁艺集体创作，杨白劳赌抽欠债，黄世仁替他还钱；海南陵水地主张鸿猷是南霸天原形，死后四年红色娘子军才成立，霸占琼华一说也属编造。如果说多数情况下是模糊说谎，那么有数字统计的诳语便是精确说谎了。1941年，重庆发生大窒息案，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同往现场视察后向蒋介石汇报。蒋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刘、贺无以置答，吴国桢随口说共死了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人。蒋点头表示满意。出来后，刘峙、贺国光同声问吴国桢：“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吴对曰：“他喜欢具体数字，横直无从查考。”刘、贺当即笑道：“你真会做官！”马克·吐温说：“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为使自己一贯正确，不惜篡改历史。6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蒋介石干的；5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彭德怀干的；40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刘少奇干的；3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起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2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老赵干的；今天，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美国干的。一会是李立三去安源，一会是刘少奇去安源，一会是毛泽东去安源，一会是朱毛会师，一会是林毛会师，为政治需要随意改写的历史，怎能让人不糊涂。1988年，戈尔巴乔夫断然废除苏联的高中历史考试，因历史教科书中充满谎言，信誉全无。他坦言：“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白岩松曾戏言：“我们家，母亲教中国历史，父亲教世界历史，哥哥搞考古，我搞新闻。哥哥学考古时，有人说是传承，多年后才明白，我哥真狠，他通过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爸妈妈全讲错了。可是，等我干了新闻才明白，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知错后认错就更难了。历次运动害人无数，死人无数，破家无数，然染苍染黄，事过境迁，有谁代表组织公开道歉了，有谁代表党派承认悖谬了，没有！周作人说：“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特点吧。”柏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一蹶不振，主要是由于死不认错的性格。”茅于轼说：“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那么多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时间一长，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朱学勤总结得好：“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死不认错，是真正的罪恶，是真正的悲剧，死不认错，比犯错更可怕，死不认错，会让你我永远生活在无良世界里。
在1961年5月31日一次领导人聚会上，刘少奇直言不讳将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党：“在执行党的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大跃进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应该中央负责，我们领导人都有责任，不要去责怪哪个部门或者哪个人。”此话罕见地诚恳，却也遭致了其后的诸多不测。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012年2月28日，即二二八事件65周年之际，马英九再度代表政府，向过去所有政治受难者深深鞠躬，表达歉意，“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台湾尚无民主，政府贪污腐败”。王阳明说：“智者不以无过为喜，人之大德在于改过，做一新人。”此意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