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难之时，方显人才之不济，遂有礼贤下士、殷切求才之举。周有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汉有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唐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清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昔时，状元为理论上的人才之最，然光绪末年，除了张謇，其他状元皆湮没不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云：“光绪一朝，所取状元皆不得意。唯张謇以经营实业起家，以视先代鼎甲由清贵而直跻清要，盖不可以道里计。殆科举将废之先兆耶？”后有经济特科之试，略与清盛时之博学鸿词相似。某次，张之洞阅经济特科卷，见有用“臣尝采风泰西”字样者，颔首笑曰：“此必宋芸子(宋育仁)！”遂拔为第五。待复试时，宋又用“臣尝采风泰西”字样，张怫然曰：“这就太贱了。”终弃之。
状元为士人形象，然终为考试型人才。南怀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状元只是名高，德智力未必精良，倒是那些非考试型人才，每遇事，堪当大任。士君子不能陶镕人，毕竟学问中工力未透。梁启超赞誉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启超作《李鸿章传》，开言便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论者李鸿章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塞防派者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最终收复新疆。在这一点上，左宗棠较李鸿章更有远见。惺惺惜惺惺，李鸿章评价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此四人皆不入一甲榜内，且无学术成就，却都有中兴之功。
胡林翼尝言：“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国家，谋国者当自求之。”林语堂云：“社会上的有用之才，真是寥如晨星，大半行尸走肉，乞怜于亲友帮忙的人，偶然得一位置，插足其间，勉强充任，死而后已。所以一人只要一样可取，一艺之长，不愁没有碰的机会。最忌的是庸庸碌碌，没有专才，可以做党部委员，也可以做钱庄伙计，那就难免患得患失做出许多尴尬的事情来。”萨孟武曾感慨：“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教育的规模不在大小，在于质量，培养皆为颜随势改、奉承依附之犬儒，再多又有何用。数学大师陈省身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原生态的孩子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孩子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陈丹青说学校与家长合谋，从幼儿园开始便共同折磨孩子，此即鲁迅所言“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这样的高分，是以失趣的童年、暗淡的青春为代价换来的，真是不堪。
更要命的是，教育的目标失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道：“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洋人不善曲述，往往刺耳，却多真言。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但又说回来，一个切忌“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惑乱人心的社会，怎会培养出“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之人，纵使偶有此类人现，又有何用？于是乎，沉溺流俗、眩惑名位者，冠盖满京华，狂诞悖戾、砭清激浊者，斯人独憔悴。柏拉图说：“我以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小鸟没有飞过沧海的勇气，十年后我才发现，不是小鸟飞不过去，而是沧海的那头，早已没了等待。”对岸没有了等待，此悲哀，即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