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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怀恐惧的平凡人生

[db:作者]  2015-12-04 00:00:00  互联网

  “如果在30岁以前,最迟在35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没戏了。”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深怀恐惧的平凡人生“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做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但我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倾向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35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承认,“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平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于是,我又联想到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她追问:“究竟是什么?”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吗?”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人生的象征。

  当时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恐慌。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对他们“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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