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英语。但是那时学校里根本不开外语课。广播电台虽然刚刚开始播放英语课程，可是谁家里有收音机呀?学英语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真不亚于去天上摘星星。
爹是大队革委会主任，我便要求爹在有线喇叭里放英语。爹听后连连摇头，说：“你这是要我犯错误啊?大喇叭一响，人人都听到了，要是有人说我放敌台，我就是有三十六张嘴也说不清呀。”爹看我沮丧的样子，就想了想说：“你要真想学，倒是有一个人能帮你。”
“谁?”我急忙问。
“陈奕人。”
天，爹怎么会想到他?陈奕人是被北京的红卫兵押到我们村监督改造的，一直住在我们家。听说他以前是大学的英语老师，人干干瘦瘦的，似乎风一吹就能倒。我从来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可是现在，我想学英语，方圆百里，也只有找他了。
这天吃过晚饭，我来到西厢房，拍拍门，叫道：“陈奕人?”话音刚落，就见陈奕人“噌”地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问：“革命小将，有什么指示?”
我想笑又不能笑，板着脸问道：“你会英语吗?”
他一愣，忙摇摇头说：“不、不会。”
“不会?”我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说，“你要是撒谎，可就是与无产阶级对抗。”一听这话，陈奕人吓得腿一打颤，忙说：“报告，我、我过去会一点，可是，全、全忘记了。”
我一听有门，又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教我学英语?”
陈奕人仰起脸，结结巴巴地说：“报告，我真的忘记了，我、我、我不能再散布资产阶级的东西了。”
我火了，说：“你老实一点?英语这玩艺儿，无产阶级也要占领。你难道还要顽抗到底吗?”“不敢不敢。”
“那好，今天你先准备准备，明天正式开始。”说罢，我威武地转身离去。
第二天，我来到了西厢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奕人的全部家当：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掉了瓷的脸盆，一个破纸箱子。最贵重的大概就是那个外表贴了橡皮膏的小小的收音机了。我一屁股坐到陈奕人的床上，他呢，则站在床前。随后他从那只破纸箱子里翻出一本《英语课本》递给我，我一看，是清华大学内部的书。他说：“没有别的课本，就用这个吧。”
从此，我跟陈奕人从ABCD起开始了英语学习。我每天都是坐着，他则一直站着。我看他年岁大了，有时就对他说：“你坐下来讲嘛。”他则诚惶诚恐地说：“习惯了习惯了。”说罢，仍是站着讲课。
别看陈奕人平时像只怕见猫的老鼠似的，但有时遇到我读错了音，写错了单词，他就会立时倒竖眉毛，凶得像个恶神，骂道：“你怎么这么笨?”可是一说完，他就觉得说走了嘴，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还一个劲地赔礼道歉，说：“我该死?我该死?我不应该对革命小将这个态度。”
爹知道陈奕人在教我英语后，就在大队革委会上说安排他在家写系统的检查，由我来监督。从此，陈奕人就可以不怎么下地干活了。
这样过了几年，一天，县上突然来人，将陈奕人带走了。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他走时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和我们打，究竟是福是祸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油然升起了对陈奕人的一丝挂念。
1977年，高考恢复。我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笔试通过后，是口试。口试结束后，几个考官窃窃私语，我不由一阵紧张。一个考官问我：“你的口语是跟谁学的?”
我刚要说是跟陈奕人学的，但转念一想，不知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千万不要因为受他牵连而上不成学呀，于是说：“自学的。”
那个考官微微一笑，道：“是这样的……我们主任看过你的材料，想见见你，你跟我来一下。”我糊涂了，我和他们主任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见我呢?
我跟随考官来到了三楼主任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愣了，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不是别人，竟是陈奕人。怎么，他是外语学院的主任?
陈奕人看我愣着不动，冲我笑笑，说：“范老师，进来，坐呀。”
他称我老师?我回头看看，除了我，没有其他人。
陈奕人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亲切地拉着我，问我村里的变化，问我爹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后，不解地问：“陈主任，你怎么称我作老师?”
陈奕人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你是我的老师，一点不为过。那年你找我学英语时，是我思想最苦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是你，使我看到了知识没有过时，中国还有希望，让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一个原因。二来是我当时已经几乎荒废了专业，是你的求学，让我又被迫地捡起了英语，将那些单词语法又找了回来，也才能使我今天有能力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真的是我的老师啊?”
说着，陈奕人在桌上摊开一张宣纸，抽出一支毛笔，饱蘸墨汁，一挥而就四个大字——“难忘师恩”，随后递到我的手上。我鼻子一酸，忙将陈奕人按到椅子上，把这张纸重又还到他的手里，并对着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愧疚地说：“陈老师，谢谢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