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我参加“纪念五四运动72周年”演讲比赛，准备一亮相就大声武气地喊：“72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怒潮排空”。激情溅得一礼堂都是。其实我自己写的开头是“今天风和日丽，我来缅怀五四先驱”。老爸说压不住场子，就给改了。
谁知道演讲词竟会撞衫？我的同学徐勇。第一句话也是“72年前的今天”，而且先喊，这就让跟着上场的我，活像一台电池不足的复读机。他拿了二等奖，我则颗粒无收，回家气鼓鼓找出日本人长泽龟之助编著的《几何学词典》研读。这书砖头样厚，辅助线多如蜈蚣脚，中学生读它近乎自虐。
很快我就扳回一阵。几月后，我去市里参加省数学竞赛。一行4人，徐勇也在其中。比赛前夜，我们不复习，不休息跑出去找家麻辣烫大吃大喝。第二天考试我状态不错，徐勇却中途出去拉肚子。后来我得了省二等奖，徐勇则颗粒无收。只能在拱猪牌局上大败我数次以泄愤。
1992年。我和徐勇都考上重点高中，在一个班，还是同桌，不过很快就被调开。因为我俩奇能说，一上课，就合伙到处找女生鬼扯，如吸尘器般将那些齐耳短发、披肩发统统吸过来。如果女生受到警告不能跟我们聊天，我们就抵掌对谈，可以说得墓碑大笑、旱地痛哭。将我俩放一桌，是个巨大的错误，等于让希特勒和列宁搭档登台演讲。
徐勇常来我家玩，帮剪字。那时我爸妈在搞副业，做锦旗、牌匾等美术工艺。徐勇的手指细长灵活，干起活来麻利得像个神偷，我爸妈都喜欢他。留他吃饭，他吃得很少，我爸妈就更喜欢他了。
高三时。他因偷钱被开除，去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我考上大学，约他喝酒。他来了，穿件暗红真丝T恤，皮鞋很亮，头发用了不少摩丝。喝多了，他笑嘻嘻盯着我说：“石男儿，你去读大学了，但你要记得，打拱猪，你总是输给我。”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时间是1995年夏天。
4年后的一个雨夜。他将在中学做出纳的朋友灌醉，扶到后者宿舍躺下，捡起门后一只8公斤哑铃，试图将人砸昏，好掏走其裤腰挂的保险柜钥匙，但心急火燎之下，用力极猛，将人脑壳砸得稀烂。白日，他帮这位朋友清点学校8万块补课费时，默记了保险柜密码。只是，他记错了。钱没偷成，他也懒得逃，就在当地游戏厅里赌翻牌机。3天后，他翻墙回家要钱，被警察提到，数月后被枪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许多人谈过徐勇杀人案，沾些唏嘘，带点感慨，但我很少跟他们说起与徐勇度过的少年时光，说我和他曾有一段不错的友谊，我和其他人一样，把他描绘为脑袋上长犄角的怪物，有着罪恶血液的凶徒，或者至少是天生堕落的失败者。我没有向人坦白，他在与我是朋友的那些年份，还没有注定要成为一个怪物、凶徒或者失败者；我也从未理解，他犯罪和送命的真正含义。
多年以来，我没有勇气再称他为“我的朋友”。每当想起与他的友谊，也总是迅速快进，或者干脆扭断往事的脖子，转成一声叹息，而这叹息中，又藏着不可告人的庆幸。直到今天，我才能以稍微真诚一些的方式面对这个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曾一起参加数学竞赛。一起打拱猪，一起逗女同学玩；我们在校外青龙咀的小馆子里喝得眉飞目动。
应该完整地回想一个人，将他作为朋友，即使他是已经伏法的凶手；应该承认他的血腥，是给还活在世上的自己的殷鉴，记得自己和他多么相似：应该朴素地抓住命运的本质，去掉戏剧化也去掉冷漠，在往事之前，弯身为他上一炷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