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时间：1983年8月
求婚地点：上海某公园
人物：
袁秉达（男）
当时身份和收入:上海市委党校青年教师月收入 48元
现在身份和收入:上海市委党校教研部主任、教授 年收入 10多万
朱五咪（女）
当时身份和收入:上海市委党校图书管理员月收入 48元
现在身份和收入:上海市委党校副处长年收入5万
1980 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工作和生活了整整10年以后，非常荣幸地“上调”到上海市委党校，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青年教师中，数他来借阅的频率最高。每次借了一大捧书匆匆而去，没过几天又匆匆而来换一批书，他简直象一只“书虫”。人长得精精瘦，七尺汉子竟然只有一百零几斤，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三天两头在我当班的时候来借书，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来看书还是看人？
那时，年近“而立”的我刚回城,个人终身大事还没有“方向”。几次接触，几经关注，我对这个青年教师有了一丝好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那扇窗，我发现他也在寻找另一半！我们从眼神的交流，发展到深层交谈、又有了书中夹条子那种最传统的方式你来我往。从谈书到说事、从校园漫步到外滩徜徉、从逛公园到看电影，一切该有的恋爱过程都演绎过了，但他就是迟迟不向我求婚！为此，我内心多少有些不悦。
1983年夏天，他突然捧了一盆竹叶花跑到图书馆，内向的他竟然当着众人面对我说：“这是我亲手种的，希望你喜欢。”一见这情景，同事们立即炸开了锅，一窝蜂地涌了过来，都是些赞美的话语，说得我脸上流淌着甜蜜的笑。“那……我先走了。” 说完，他怪不好意思地边用手帕擦汗边离开了。
怎么没有下文了？我还以为要求婚呢！我内心期待的热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也许是我的失落都挂在了脸上，身旁的老同事悄悄向我耳语道：“他一家九口人，经济基础差，没有婚房，他肯定心里不踏实，怕你拒绝。”我恍然大悟，心里有了“主意” ……
几天后，我约他去公园。湖边漫步时，我拿出一块雪白的手绢递给他：“这是送给你的，白手绢象征着我们纯洁的爱情。”说完，我头低垂，双手不停地互相绞弄着。心里一个劲儿地企盼他能明白我的用意，勇敢地向前跨一步。
果然，他心领神会，连忙试探地问：“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办事？”我心里暗喜，但表面上不露声色：“你工作14年积蓄有多少?”他一愣，老实巴交地说：“我是一个穷光蛋，钱都补贴家用了，现在全部积蓄只有800元!”天哪！这简直是上海人说的“脱底棺材”!那时凭票买只金星小彩电都要近千元呢。他还真是傻得真诚，可谁叫我喜欢这样的“革命傻子”和“传统孝子”呢。
我心里这么想，口中依然说：“你不仅真穷，还真傻，你说我会跟你吗？”他紧张而默然无语，直愣愣地看着我。或许人一旦心里没底，眼就茫然。或许我触动了他的伤心之处，有一丝惆怅和忧伤。我不忍心地贴在他耳边说：“我就喜欢你的傻劲！”他眼中湿润，激动地攥紧我的手，略显笨拙地说：“五咪，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那天，我们专门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订婚照。
第二年春节我们结婚了，虽然经济实力暂时欠缺了点，但精神上却是富有的。我们结婚时不讲排场，一切从简。新房是向党校暂时租借的校园单间房，家具是上海滩最便宜的480元五件套，椅子布套和窗帘等都是同事帮助手工做的。结婚时连电视机也没有买，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我爸爸亲自设计组装的“红灯”收音机。我们的观念是不想负债享受生活，婚后剩余1000元积蓄，以备后用。
我与他同甘共苦度过了艰苦的“原始积累”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入的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攀升：房子宽敞、生活宽裕、心情宽舒。他因工作出色，当上主任、评上教授、推上劳模。不少人说20年前的我眼力不错，挑了一只有潜力的“绩优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