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语文教育理念，必将产生新的语文教材、新的语文教学策略，又一轮新的语文教学改革大潮必将掀起，投身于这一次更具挑战性的教育改革，勇于做“弄潮儿”是广大语文教师、教研员、教育科研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过半个世纪，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五十年代初，前苏联专家普希金娜在我国看了几所学校，听了几节语文课，不久，所谓“红领巾教学法”立即风靡全国。要求中国的语文教学向前苏联的文学课学习，堂堂课都要讲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或艺术风格等。加之凯洛夫教育学的五原五环(五条教学原则和五个教学环节)被广泛采纳，使语文教学中繁琐分析之风越刮越烈，并陷人了僵化模式的泥潭。之后，又在语文学科的性质上老是争论不休，其要点主要集中在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关系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过分强调思想性，使语文教学迷失了本性，隐匿了本体，变成了政治化了的语文，甚至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结果是语文削弱了，政治也落了空，教训是很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语文教学拨乱反正，又重提工具论。强调练好语文基本功，强化语言文字训练，指出“要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应该说，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对于强化语言的基础工具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化训练”和“应试教育”一拍即合，并集合在“应试”的大旗下，使“训练”变成了脱离人文精神的纯技能训练。语文课淡化了形象感染，弱化了情感熏陶，使本应具有审美的、诗意的、充满童趣的语文教育，缺失了应有魅力，从而陷入了西方早已批判过的“形式训练论”的误区。在诸多方面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学生主体地位，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系统等问题，导致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偏低。加之教材内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教学评估不够科学等等，关键是教学理念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次“大纲”的修订，都不是偶然的即兴之作，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于国家对未来人才规格的要求，决定于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每个“教学大纲”都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教学改革起到过促进作用。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大纲”，而应该历史的，实事求是地对历次《大纲》进行具体的分析。新颁《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的提法，不仅是“名目”变更，而是语文课程内涵发生了变化。按照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的解释：“课程系指在教师指导下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总体”。语文课程即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语文学习活动的总和。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从强调教学目标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从强调教材的单因素到强调学生、教师、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强调显性和隐性课程并重，这是当代课程改革的总趋势，自然也是语文课程改革的趋势。

　　还要指出的是，1997年由《北京文艺》发起的批判语文教育，有的文章虽然言辞过激，甚至抹煞成绩，伤害了语文教师的感情，但却给语文教育中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注入了“清醒齐”。应当看到，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当前学校教育的共性问题，成绩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实在令人堪忧，需要认真反思，对症下药，进行改革，否则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受损失的不仅是语文教学，而是几代人的健康发展。

　　在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中，最使我们忧虑的是：中国少年儿童不喜欢自己的母语，不喜欢学习语文，不爱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字。

　　语言是民族的根系，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所在。

　　加拿大著名学者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一书中写道：“从深层的含义上讲，我们的语言包含着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它反映出大家的欲望、遗憾和梦想；它在沉默不语时，甚至在诉说着我们想忘掉的一切。”然而学校教育的现状却是相当多的中小学生不喜欢语文，特别不喜欢作文。踏人社会的年轻人轻视汉语言文字，以“洋”为时尚，数典忘祖，这不只是对汉语言文字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对国家、民族的态度。当前，年轻人语文水平不高，已经或正在影响其继续学习的质量，影响工作和生活，影响思维的发展，影响健全人格的养成。语文教育缺失了灵魂，切断了根系，枯竭了泉源，其后果不堪设想，这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语文课程标准》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上，更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语文的性质，《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有关语文学科的性质，争论了几十年，有工具性、思想性、教育性、科学性、实践性、综合性、审美性、应用性、民族性等说法。新修订的<大纲》(试用修订版)力图避开学科性质的提法，仅用两个直言判断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表述虽然避开了“性质”，但却模糊了学科的特点，给学科的定位带来了不便。在两个分句中，一是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鉴于交际工具很多，难以说清语文究竟是什么；二是说，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易于混淆。因为文化的概念外延十分宽泛，数学，思想品德、科学、艺术等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语文究竟是什么，更难说清楚了。

　　性质是表明该事物的属性，使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之分。性质不确定，很难确定该学科在全部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难以确定该学科的教学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教学策略。所以，新颁<语文课程标准)重新对语文学科性质作了界说，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里，不仅指明了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指明，二者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结合的关系，正是二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统一显示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可以说，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正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课程的基本策略正在于促进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其内涵是：1．语文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是搜集、处理、储存信息的工具；2．语文是人脑思维的工具，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的工具；3．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是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工具。

　　语文具有工具性，但不纯粹是工具(即不是纯工具)。“纯工具论”往往使语文学科嬗变成“技能之学”、“训练之学”，所以《语文课程标准》首次使用了“人文性”的概念。这个提法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深化教学改革的成果。人文，中外有之，古今有之，《易经》把人文和天文对应，认为知天文可以晓时度，知人文可以教化天下。西方在古希腊时期也有此说，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先行者们高擎人文主义大旗，作为反对中世纪的有力武器，即主张解除对人的精神的禁锢，解放人的思想，张扬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价值。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包含了文化性，是在文化的土壤里培植出来的人文精神之花。离开了文化的底蕴、内涵，人文精神就无所依傍。就语文而言，人文性主要指：尊重儿童天性，发展儿童的个性，启迪儿童的灵性，诱发儿童的悟性，激发儿童的创造性，以及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改变教学中“目中无人”、“心中无儿童”的现象，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充满智慧的挑战。

　　在阐述“课程性质与地位”时，也笼统地提出了语文课程的目标，以和《语文课程标准》的第二部分课程目标相呼应。指出“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什么叫语文综合素养?在“前言”中的表述包括：

　　1．“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

　　2．“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

　　3．“丰富语言的积累”；

　　4．培养“语感”；

　　5．“发展思维”。

　　上述五个方面，反映了语文学科的个性，是语文综合素养中的基本因素，旨在“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习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出下列两点：

　　1．“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

　　2．“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上述两点，具有各个学科的共性，但语文学科在上述两方面更具有优势，其目的在于“促进德、智、体、美和谐发展。”

　　一般而言，语文素养主要包括下列因素：

　　1．语文知识。(语法、修辞、逻辑、文体，对小学生来说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强调掌握知识的过程和运用知识的方法，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2．语文能力。(指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不再提听、说、读、写能力，而提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能力。)

　　3．语言态度。(指对语言的认同、接受程度，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

　　4．语言体验。(指对语言材料做出恰当的理解、选择和评判，能激活相关的语文储备。强调学生对语言的自我涵泳、品味、鉴赏。)

　　5．语感能力。(对语言的含义，迅速而准确地捕捉的能力，伴随着想象、思维对语言的直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