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语文学习》杂志“名作重读”栏目推出了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的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钱教授对鲁迅等著名作家的名作进行了“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的“重读”（笔者注：本段中的引文均来自《名作重读》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力图说出自己的见解，别出新意”。钱教授的“重读”，给曾经读过这些名作的读者带来了震撼，也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莫大的启迪，更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比如大家熟悉的《社戏》，不同地方不同年龄的读者的阅读思路、角度几无二异，即：社戏本身的民俗学、美学价值，以及在“看戏”过程中所展现的农村少年的客观形象，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作家的向往之情。而钱教授在《读一读〈社戏〉全文》中认为，“鲁迅写‘看戏’，其‘意’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通过‘戏’（‘看戏’）这面镜子，来折射出自己‘内心世界’的某一侧面”。因为“在鲁迅的眼里，中国的戏院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他对戏院的观察与感受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与发现”，“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剧场上的‘咚咚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对于他竟然成了一个‘灾’难”。读了钱教授的文字，再来看《社戏》，我们耳目一新，真是感觉到了看戏过程中，鲁迅“不同寻常的、极其个性化的感觉与感受：他的被侵犯、挤压，被监禁、拷打感，他的焦躁，沉重，紧张，不安，以至恐惧………如此真实而又惊心动魄地向我们展示了鲁迅敏感的、被扭曲的、受伤的灵魂。——而且应该承认，这正是我们从鲁迅许多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个‘鲁迅’……”。

　　在读“名作重读”时，我一次次地想到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像钱教授这样的“重读”，也应当像花一样绽放在小语界。我们语文书中的许多课文，有不少也是公认的名作，有的也许够不上资格，但也是传统的篇目，这样的文章，是可以一次次重读，不同的人是可以有色彩各异的“重读”的。而放眼现状，我们的教师对课文的解读却几乎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教参的“二传手”甚至是“奴隶”，没有“重读”更缺乏“别出新意”。而学生们读一篇课文，千千万万个不同的脑袋也大多在“装入”同样的观点与认识。就这样代代相传，习以为常。所以有一位中学特级教师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上千堂语文课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结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如果学生的读写，首先是读，钻进了同一个套子，那么学生的个性何以有“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时候？

　　探究这种状况的成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教学参考资料的盲从、依赖。正像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样：“分析得过于绝对，过于‘死’，仿佛对作品（课文）只能有一种理解，一种阐释；教学就是要追求‘唯一正确’的‘结论’”。二是教师这一主体缺乏独立性，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读者自己去理解、阐释课文，因而也就缺乏发现和创造。所以，提倡“重读”，关键是不唯书，跳出教参的束缚；还要不唯上，自己去读、去感受，其次才是参考、学习、借鉴。

　　这里想举几个例子，说说“重读”的可能性与价值。《小猫种鱼》这篇课文讲的是小猫看见农民种什么收什么，就也把小鱼种进地里，希望到秋天也收获许多小鱼。教参上把小猫当成了不动脑的典型，许多年来教师就这么教。但换一些角度“重读”，我们就能得到几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小猫爱学习，肯向农民伯伯学习；小猫爱劳动，不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小猫肯动脑筋，要不怎么会想到种小鱼？既然这样，小猫即使在秋天“一无所获”，他也会得到教训，改正错误……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读完后都会对小女孩产生深深的同情和怜悯。有人会说，讲同情、怜悯怎么够？其实，对“怜悯”的解读，不要只停留再对境遇差的一方的施舍上，“怜悯”在本质上是与公正、平等相对应的。如果一个人连怜悯之心也没有，又谈什么“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更何况，安徒生创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时的本意就是对弱者的怜悯与同情。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能这样“多元”解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总包含多重的意义，有的意义甚至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课文的魅力大概就在这里：常读常新，给读者带来“发现”的喜悦。这也正是接受美学所强调的，文章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建构，它的生成与学习都离不开读者的创造，所以教师和学生在阅读活动中都时是能动而富有创造性的。把握这点，对语文教学焕发生命和创造的活力意义重大。

　　也许有人要问，任何课文都要这样“重读”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点要明确，读出新意也好，提出新见解也好，都应是课文本身所包涵的，而且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