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顾名思义就是指官员们说的话，就是指官场上流通的话。用今天的话说，官话就是国家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所讲的普通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官话也称作“官腔”。官腔通常是指官场中的门面话，即当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地对群众敷衍或责备的空话套话。比如“这个人官不大，但官腔十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操官话属于语言形式，打官腔属于语言内容，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这显然是搞错了。但把操官话和耍官腔划上等号，说明群众对官僚作风十分反感。社会生活告诉我们，讲官话的官员未必耍官腔，耍官腔的官员未必讲官话。

　　“官话”一词，，始见于明朝人张位所著的《问奇集》中。其名称通行于明清两个朝代。明清两朝，官员有回避制度，即本人不得在家乡为官。官员无论在京城做官还是到外省做官，如果说家乡话，别人不易听懂，这样就会影响工作，所以客观需要迫使他们学说大部分人都能听得懂的官场上通行的话——官话。这种官话以什么语音为标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初建都南京，官话大概跟南京话差不多，后来明迁都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就变得和北京语音差不多了。直至清末官话更名之前，官话的语音标准虽然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人们往往把北京话以及和北京话比较接近的方言都看成是官话。这样官话又有了“蓝青官话”的称说，“蓝青”比喻不纯粹，人们将夹杂着别地口音的北京话，如“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下江官话”等皆称之为“蓝青官话”。

　　说官话，起初只是官员们的自发行为。明确规定官员必须把官话作为公务语言，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情。公元1728年的某一天，雍正皇帝召集朝廷一批高级官员，专门对官员率先使用官话问题发出了训谕。他指出：官员每每异地任职，不讲官话而用乡音会使得官民上下语言不通，老百姓不能明白长官之意，于是“吏胥从中代为传述”，“添蚀假借，百弊丛生”，“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他要求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如上殿陈奏、宣读训谕、审断词讼以及作为百姓参与公务活动，必须使用官话，“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书院”，8年之内在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规定8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雍正皇帝的训谕全文，正式内容长达355字，其对官员为什么要通晓官话、在什么场合使用官话、怎样才能使读书求仕之人掌握官话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如此明确要求官员必须讲官话，较之前朝各代，可以说雍正是提出把官话（普通话）作为官员（公务员）工作语言的第一人。清末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是广东人，因为官话讲不好，其博学多才无法让光绪帝赏识，使其应赐受的四品官衔而降至六品。晚年他在清华大学讲学，也因其官话讲不好，让人听得吃力，常常使学生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到了清末，官话的名称已不能适应客观现实需要。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成功，回国后就向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正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更名为“国语”，清政府同意了这一提案。从此“官话”的名称不再通行。

　　官话被国语代替以后，民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在全国开展过一次声势较大的“国语”运动。经过语言学者们的反复争论和探索，最终统一认识，确定以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称之为“国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语”于1955年被更名为“普通话”。因为国语代表的是汉民族共同语，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作“国语”，将有可能引起民族政策方面的混淆。但台湾现仍保持汉民族共同语为“国语”之称说。

　　通行于明清的“官话”，民国期间称作“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称作“普通话”。明代以前，官话还有过另外一些称说。上古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官话称作“雅言”，通行于社会活动和教学之中。《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表明孔子讲学或参加社会活动时，不用鲁国方言，而用雅言。因此可以说，大教育家孔子开了我国古代推广官话的先河。从秦汉到唐宋，一直到元朝，官话陆陆续续出现了“通语”、“凡语”、“通名”、“四方通语”、“天下通语”等等称说。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在官场失意后，曾被贬到海南岛。苏东坡在海南岛兴办学校讲学，他讲课全用“通语”，并带动当地老师也用“通语”讲课。他的学生长大后，在其倡导及影响下，也纷纷用“通语”进行教学。可以这么说，大文豪苏东坡是继大教育家孔子之后，我国古代又一位推广官话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