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但到了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

　　太平天国为什么跳不出历史上的周期率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高峰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仍然跳不出“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呢？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太平天国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代表落后的小农的生产力，是一个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具有双重性的阶级。他们要建立的人间平等天国，仍然是以巩固小生产自然经济为总目标的旧的农业社会。个体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农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局面的经济根源。洪秀全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一样，开始时“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无例外的。然而对于李岩的诛戳却未免太早了”（《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说，洪秀全对杨秀清等的诛戮未免太早了。这就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阶级根源。

　　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政治原因，则是洪秀全搞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历代都行秦政制”，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起，封建专制统治源远流长，连绵不断，根深蒂固。这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归根到底“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不改变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然是高高在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

　　梁启超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思想原因时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2页）。这就是曾国藩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思想原因，也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怪圈的思想原因。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欣慰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由此可见，要跳出历史上的周期率，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光明日报方之光袁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