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深法师是我国南北朝时著名的旅行家、探险家。他游历扶桑国及其东邻女国后做的珍贵记录部分地保留在姚察、姚思廉父子著的《梁书》之中，就这一部分也已成为古籍中对扶桑之地最详尽的论述了。关于扶桑国的地望，历来存有争议。为方便对照，现将《梁书》相关记载转录于下。《梁书·东夷传·序》云：“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传》文云：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一）扶桑国的地望之一
　　扶桑国的地望，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学者金勒最早提出在墨西哥。中国学者章太炎、邓拓等的支持使得这一观点广为人知。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罗荣渠将其批评墨西哥说的论文集为《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一书出版。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主张扶桑国在日本，并提到西方学者中，很早就有人反对墨西哥说，如德国学者克拉被罗在18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扶桑国不可能是墨西哥，而应当是日本或萨哈林（库叶岛）。
　　吕思勉是支持墨西哥说的，他在《中国民族史》中论《梁书》关于扶桑国的记载云：“乙祁、对卢之名，皆与高丽同。而婿往女家门外作屋，亦与高丽婿屋之制相类。扶桑必为貉族人之浮海而东者矣。”吕思勉认为乙祁为高丽之名不知何据，对卢是高丽高官的名称，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等著作。扶桑国的这一部分地区与高丽有较密切的联系当无疑义。但结合其他现象，特别是其地有马、牛、鹿三种驯化力畜看，认为扶桑国在西伯利亚地区，更能合理地解释其与高丽的联系。也就是说萨哈林说可能比墨西哥说更合理。
　　汤恩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论人类对动物的利用说“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现生于美洲大陆的马类是15世纪以后，由欧亚大陆人工迁运去的。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时，并未见美洲有马的存在。美洲大陆曾是野牛的天堂，最大的野牛群甚至绵延长达八十公里。但是印第安人只利用它们作为食物来源，并不对它们进行驯化，自然不会有牛车。另外美洲野牛不以牛角巨大著称，而是相反，它的角比大多数欧亚野牛的角小得多。（http://www.tia.idv.tw/~chimei/main2_con2.htm ）《梁书》中驾鹿车的鹿应是驯鹿，但驯鹿是北极圈动物，不可能出现在墨西哥。如果说慧深把美洲驼或羊驼认成了鹿，由于它们浓密而长的体毛使其外形与鹿有较大差别，而且都不长角，这说法过于牵强。《梁书》提到的三种力畜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墨西哥说。
　　马、牛、鹿这三种力畜在西伯利亚地区则极为普通。其中驯鹿以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上游为原产地。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族等民族的先民曾是世界上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在鹿茸经济成为主导以前，供役使和提供鹿奶是驯鹿的基本功能。鹿奶是高级饮料，也被制成奶酪，供冬春食用。驯鹿不但善于在深雪、密林和沼泽地里跋涉，而且具有良好的驮运能力，有“林海之舟”的美誉。对于养鹿民族，驯鹿的地位相当于农业民族中间的耕牛，是最重要的牲畜。慧深说“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准确地指明了驯鹿民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扶桑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那么作为高丽的邻居，当地与高丽同样称贵人为对卢，并有与高丽婿屋类似的习俗就会是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这样给扶桑国定位还可以合理解释其他一些墨西哥说难以通解的地方。
　　扶桑国有桑梨、经年不坏；有蒲桃。桑梨不知为何物。按常识读为“桑、梨”，可以根据西伯利亚说毫无滞碍地加以通解。今天采集桑葚仍是西伯利亚地区土著妇女的重要工作。梨树的分布也接近了北极圈，耐寒品种可在摄氏零下20度的气候下生长。中原地区桑葚和梨的长期保存皆非易事。一千五百年前，恐怕也只有高纬度地区才能轻易做到。中国东三省以北是山葡萄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慧深所说的蒲桃当是山葡萄。慧深又说“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今天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仍然不能冶铁，而要从来自南方大草原，也学会了饲养驯鹿的雅库特人那里换取铁制器具。简直象穿越了千年的时空隧道而与《梁书》记载相吻合。至于“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对于奉行猎获物“见者有份”原则的狩猎民族来说，原非异事。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梁书》述扶桑国之文，自“名国王为乙祁”，或“其国法，有南北狱”以下，讲的是外兴安岭以东地区。

　　（二）扶桑国的地望之二
　　历来论慧深所到的扶桑国，尽管具体地望有种种不同，但多把它看作实指的地方。留下最早记载的《梁书》和后来的《南史》、《通典》、《文献通考》都是这样论述的。扶桑国因多扶桑木而得名，考证扶桑木究竟是什么植物，对证明扶桑国的地望是关键。
　　持墨西哥说的西方学者或以为扶桑木是可用以织布的龙舌兰；或认为是“初生如笋”的玉米；景振国认为是“叶似桐”的棉花；徐松石认为是奶油果树；持日本说的何新认为是一种枫树；周策纵认为是榕树，等等。然而上述植物只有小部分特征，甚至个别特征与慧深说的扶桑木相符合。韩升认为“象南方的槟榔一类植物，但差异也不小。”（http://www.macau-buddhism.org/28/28-7f.htm ）将槟榔与慧深说的扶桑木进行仔细比较，两者间巨大的差异是扶桑木“其叶似桐”，与槟榔截然不同。然而，这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差异。而这个差异不是无法解释的。
　　扶桑国人食扶桑的习俗给慧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嚼食槟榔也是地域性很强，令外人深感诧异的习俗。食用槟榔，要和上古贲（贝壳）灰或石灰粉，裹以扶留藤（蒌叶），才滑美可口。由于蒌叶对食用槟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被称为“槟榔叶”。英文槟榔树为Areca tree,也叫betelnut tree,槟榔叶叫Areca leaf，蒌叶为betel leaf，也存在槟榔果和蒌叶重名的现象。英文的betel相当于中文已加工完成的可食用的槟榔。中文“槟榔（betel）叶”另名蒌叶，英文则给槟榔另取马来西亚土名Areca。这种重名现象很容易使不熟悉槟榔的人产生误解。南朝虽然有不少地方以嚼槟榔为时尚（见《宋书·刘穆之传》、《南齐书·萧嶷传》），但人们对它的生长特性不一定熟悉，而且不用蒌叶，这由今天长沙、洙州等地食槟榔的方式推想可知，因为岭北不产此物。《梁书》提到南海洲上与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略同俗的干陀利国槟榔特好，但《梁书》作者显然没有将扶桑与槟榔联系起来考虑。慧深本人原非南朝人，并不知道他说的扶桑就是南人说的槟榔。但他亲历扶桑国，对扶桑国嚼槟榔之俗有深入了解。蒌叶的形状与桐树叶非常相似。（http://www.vietmedia.com/culture/?L=traucau.html）慧深说的扶桑“其叶似桐”应是扶桑果即槟重名的蒌叶，《梁书》作未能明辨，在转述时作了不恰当的删剪。
　　“其叶似桐”的“扶桑叶”解为与槟榔重名的蒌叶，则扶桑木之为槟榔便十分显然了。“初生如笋”形容的是挺茎直上的槟榔树幼苗。槟榔果一般有鸡蛋大小，大的如芒果或苹果，成熟时呈黄色或橙红色，有与梨十分相似的。槟榔叶鞘常被用来包装食物，也可以制成扇子，做藤甲的衬里，用作书写纸也见于正史（《元史·外夷·缅国传》）记载。槟榔叶和叶鞘的纤维坚韧，是制绳的好材料，槟榔果皮（中药称大腹绒）是制造地毯的原料，《梁书》说的“亦以为绵”，当指果皮纤维。扶桑国人已能加工利用槟榔叶、鞘、果皮等的纤维制作衣物。
　　槟榔喜温畏寒，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范围颇广，从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岛到太平洋岛国斐济都有分布。慧深说的扶桑国在上述地区的东部。慧深说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里。由于《梁书》这段文字提到的各国间里程有多个来源，计里标准各不相同，《梁书》的引文与原书又有多处不合，因此很难从这些数据中得出较明确的概念。而《梁书》记载扶桑国东邻，与之相距一千里的女国有助于确定多扶桑木的扶桑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