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记载的女国的人物十分怪异。这段记载及随后狗头人的传说常被用作证明慧深所说不可信的证据。这样的定论是轻率的，也不曾考虑《梁书》作者把狗国的传说与慧深的实录并列的用意。《山海经·海内北经》“犬封国”下郭璞注云：“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宋本作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宋本国作民）也。”稍后于郭璞的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有同类记载，《梁书》说天监六年，晋安（今福建省泉州市）人到狗头人之地实际上是用记史的写法转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梁书》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佐证慧深介绍的女国这种奇异人类的可信，前史有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怀疑。
　　《梁书》叙女国的“女人”时，显然孱进了对一种奇异的动物的描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梁书》作者见到的有关文件已有严重脱漏或讹误；也可能女国人象中国蛮人以狗为图腾那样，以这种动物为图腾；或者外人以当地这种奇异的动物称呼其地，也称呼其人。（我不大愿意推测《梁书》作者故意错乱其辞，借以否定慧深在宇宙论方面取得的进展。）这种动物本身生活特性的罕见与奇特，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也是使人难以正确理解慧深的介绍而易致误解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相信慧深确曾亲历其地并忠实地记录了其游历见闻，就不能把《梁书》的这段文字看作恢诞的幻想或传说。
　　将《梁书》描写的女国的这种动物同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鸭嘴兽进行比较，我们不得不惊叹慧深对这种动物描述之精确。鸭嘴兽的交配在水中进行，通常在十月，也就是南半球的春天，慧深说在二、三月，是按当地气候说的。“产子”的“子”应象梁武帝在围城中手自点数的鸡子的子一样，解读为卵。鸭嘴兽和针鼹是现存仅有的卵胎生哺乳动物。英国人“发现”鸭嘴兽时，生物学界因为生物分类体系受到它的挑战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因为相信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嘲笑过告诉他鸭嘴兽是产卵的哺乳动物的人后来向鸭因嘴兽道歉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千年以前，同样的惊疑也曾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
　　鸭嘴兽是现存唯一的没有乳头的哺乳动物。正是这种唯一性，使我们可以完全肯定《梁书》女国篇中提到的动物为鸭嘴兽无疑。鸭嘴兽身上有200多个小腺体，是一种特化的汗腺，所有腺体的导管均汇集于腹部皮肤的一个特定位置敞开，形成乳腺区，母兽孵出幼子后，乳汁象出汗一样从靠毛鞘的开口处——哺乳区分泌出来，沿着羽毛淌下，小鸭嘴兽就趴在仰卧的母兽身上舔食。四个月后，幼兽能独立生活，即所谓“一百日能行”。“项后生毛”，《南史》作“顶后生毛”，从鸭嘴兽的特性看，当以“项”字为正。项后对仰卧的母兽来说就是它的胸腹部。
　　目前鸭嘴兽的分布范围仅限于澳大利亚东南端及其东南的塔斯马尼亚岛。在澳大利亚三支主要的土著种族中，生活在土地肥沃的东南海岸的一支身体粗壮，多毛，胡须浓密，肤色为浅棕色，是澳洲土著中肤色最浅的。在欧洲人到达澳洲时，他们仍然没有发展起农业，而停留在使用石器的食物采集阶段，妇女是食物的主要提供者，世系按女系计算。由于地理隔绝，澳洲土著社会在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发展。欧洲人眼中的澳洲土著与慧深看到的几乎没有区别。慧深说的女国当在澳洲大陆的东南，多扶桑木的扶桑国最可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槟榔以果实个大著称。

　　（三）关于扶桑的概念
　　如果把扶桑国仅仅看作一个实指的地方，那么将扶桑木解为槟榔树、多扶桑木的扶桑国定在伊里安岛与前文论证的扶桑在西伯利亚地区便形成了自相矛盾。换句话说，南北朝时常称的氈裘卉服竟合成了一国。究竟是本文的定位完全不合理，还是把扶桑看作一个实指的地方这种观念并不正确呢？这需要先看看扶桑概念在当时是如何使用的。
　　南北朝时北魏在首都置四夷馆，作为安置投奔的四夷之人居住之所。《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外四里”条记载了有关四夷馆的情况。当时南方吴人来归附者处金陵馆，北夷来归附者处燕然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这里的扶桑泛指东方所有少数民族以及外国地区。其义源自日出扶桑，与日落崦嵫相对。
　　与慧深同时代的南朝齐皇室萧子显在梁时著的《南齐书·东南夷传赞》云：“东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远，极泛溟沧。”这里的扶桑与溟沧一样代指距中国遥远的地域，不是实指，其用法与《洛阳伽蓝记》中的相似。
　　成书较早、托名为汉武帝时齐人东方朔著的《十洲记》记载了一个叫扶桑的地方和一种叫扶桑的植物：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味香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立。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叶赤，九千岁一生实耳。
　　《十洲记》说的扶桑树同以往的不同。扶桑树在大多数场合是指太阳东升时攀经的神树，又叫扶木、榑木、榑桑，或叫穷桑、空桑、孤桑。太阳西落时下降的树称为若木。但两者有时也被不加区分的混用。如唐李峤《日》诗云：“旦出扶桑路，遥升若木枝。”而杜甫《白帝城最高楼》云：“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日出扶桑和西归若木的说法最初于源自人们观日出和日入以定时间的日常活动，观日者住地的高大树木是测日定时的常用参考物。太阳半出树梢之时被当作定时的基准时间。扶桑和若木都是人们解释太阳东升西落的视运动现象时联想到太阳升上树梢这种日常景象而被想象出来的。日出扶桑实质上也是一种原始的宇宙模式。这种宇宙模式中，扶桑和若木分别处在大地的东极和西极。《十洲记》继承了战国时齐国人邹衍的大九洲理论，其宇宙模式属于平天说或盖天说理论。在这类理论中没有太阳升降的扶桑神木存在的余地，但《十洲记》也继承了东极有扶桑神木的原始宇宙模式内容。只是扶桑神木变成了仙人食用其果的神树。
　　东极是否存在的问题，涉及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在有明确的地球概念以前，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中国先哲的传统做法是将这类纯思辩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关注于现实。问题的答案视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探索方向的不同而各异。宇宙既被认为是有限的，也被认为是无限的。如《庄子·天下篇》引惠思云：“南方无穷而有穷。”又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后汉书·天文志上》云：“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一般说来，可知的或有数学方法可测量的大地是有限的，而思辩中不可确知的宇宙是无穷的。
　　《十洲记》的东极是从思辩出发的，最终托为变异的古老扶桑树神话，将这个纯思辩的问题束之高阁。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作者的探索热忱是诚挚的。从精神上说，《十洲记》继承了中国传统，它的东极是有穷而无穷的。
　　慧深熟知中国古籍对扶桑的论述，尤其是齐鲁方士的有关论述。他应是北魏齐鲁一带的僧人。《梁书》称他是从扶桑国来的“其国人”，可能是因为梁以北魏为伪朝，而北魏自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起毁佛、禁佛，慧深本人也不愿提及北魏。太武帝下令坑杀僧尼，致使僧人大批逃亡。慧深可能在此时被迫流亡海外，并到了海上的大汉国。南北朝时的僧人同以往的方士一样，以对自然和科学奥秘的探索为己任，因此也被称作道人。慧深是个具有实证精神，勤于实践，坚韧不拔的探索者。慧深的扶桑之行以探明东极为目的，是一次真正意义的科学探险之旅。同《十洲记》作者一样，慧深不承认日出扶桑的存在，当然也不会对《十洲记》的神仙果（椹）扶桑信以为真。但慧深借用了《十洲记》的神仙果扶桑称呼现实中的槟榔树，同时又同《十洲记》一样以扶桑代指东极。慧深也许只是沿用了中国东海岸民间对槟榔这种海外标志性植物的称呼，而更重要的是慧深在东极的意义上使用扶桑概念。慧深在使用东极扶桑概念时同样也是有穷而无穷的，只是更具有实践的内容。慧深明确说明扶桑国原本不为中国人所知，并说明扶桑国距中国遥远。他实际上是用当时中国扶桑一词最通常的含义来称呼他亲历其地而最新认识的地方。慧深记录了多扶桑木的扶桑国东面的女国，知道女国东面的茫茫大海，他还知道从北面可以到达更东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他无法明确认知的。因此，慧深在使用扶桑概念时，不仅仅实指一个地域明确的地点，他还在泛称东方遥远地域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因此，扶桑国既包括热带的伊里安岛，又包括寒带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并不自相矛盾。

　　（四）慧深的探险路线
　　慧深的扶桑之旅从大汉国出发。《梁书·东夷传》云，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慧深则提到扶桑国在大汉国之东二万余里。同一传中两次提到大汉国，就史料来源而言，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来源于较早的史籍。慧深介绍扶桑国时以大汉国为基准，也是因为大汉国对中国人来说是较为熟悉的。扶桑国墨西哥说将大汉国定在夏威夷、阿留申以至加拿大，这些地方出现于中国较早史籍中的可能性都很小。
　　《梁书》叙倭国之文云：
　　倭者，自云太白之后，俗皆文身。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国，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