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十二月花神的说法，把陶渊明说成是九月的菊神。菊花是花中君子，以菊喻陶渊明最也恰当不过了。陶渊明本人也非常喜欢菊花。不仅咏菊，采菊，还饮菊，食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让多少人心向往之。当然，他饮食菊花并非为了清火，而是因为没有下酒菜。我曾在某地的一个旅游景点中看到一座陶渊明的菊神雕塑像，非常的不舒服。他们把陶渊明塑造的富态十足，大腹便便，甚至有点庸懒。不过，我也知道有些人是永远走不进陶渊明的精神家园，因为这些人所拘束的东西太多了。
　　陶渊明身上有着菊花一样的品质和人格，诗中有着菊花一般的清新与自然。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但到他这代时家道衰落。他八岁丧父，十二岁失母，从小多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外祖父是一位名士，“行不苟合”，“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外祖父的名教风度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所以后人曾评价他“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在当时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人们的理想。何况他又是出生于官宦家庭。自然他必须选择先学后仕的道路。他生活在一个“越名教而自然”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与黑暗的朝代。上层政治权力倾轧，下层社会民不聊生。因为朝政的腐败使得士大夫们不再清议，一大部分人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追求放任风流，同时因害怕政治漩涡，所以大家所作的诗晦涩枯燥，玄言诗占据着整个的诗坛。投身政治，为百姓谋取生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年轻的陶渊明也不例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事实上，他几次出仕并不理想。纵观他的一生，他也仅做过几个小官，如祭洒、主簿、参军。显然，这些职务与他的志向相去甚远。一个人纵有多大的报负，有多好的志趣，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职务支撑着不免是空想。陶渊明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痛苦。这种苦使得陶渊明又由失望到向往，由向往摆脱了致仕的束缚，成全了他精神上的自由。
　　陶渊明的诗里面有着菊花般的清新自然。尤其他归隐后的一些作品，不事雕琢，洒脱恬淡。他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风格，且又自成一体，开创了田园诗派，打破了玄言诗垄断诗坛的格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等等。这些诗句虽然平淡与平易，然而，非一般人所能效及。元好问曾如是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读他的诗如见平林漠漠，草色青青；如临山风徐徐，清泉淙淙。不知迷住了多少后人。就因为他的诗让人对隐逸产生了诗意的遐想，把归隐提升到一种境界。尤其一些官场不得意者，宦海失意人好吟咏他的诗，以此为自己找到精神慰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他“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一脉相承。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诗圣的酒量我不得而知，但我想他能说出陶潜解此意，应该也是个“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式的达者。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仿效陶渊明的诗风作诗十六首。包括王安石，苏东坡，等等。古代的文学因陶渊明而寂寞，也因陶渊明而精彩。仅他一个人让文学绵延与丰富了很久，直至沉淀于充斥着物欲的今日。
　　陶渊明能写出如此“此中有真意”的诗,全在于他心不形役的通脱。我一直以为一个人要真正放下名利是很不易的，因为要面对许多现实问题，并要接受灵魂深处所停留着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拷量。世上不乏喜说淡泊名利者，甚至有一些人以“大隐隐于市”自居，把自己的性情装得伪伪的。这种人古代有之，现代也有之。看来每个年代都不缺少伪君子。事实上说淡泊名利者最没资格说这种话。如果一个人没有淡泊的基础，那么说这种话是不是太酸了？我觉得只有陶渊明才有资格说这种话。他有能力做官，曾经做过官，也有一定的报负，但后来归隐田园，志在躬耕。归隐后他也没有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自己很淡泊，说服自己看淡名利。相反他很平静，很坦然，不像严子陵虽名为归隐，但以钓鱼之术希钓得周文王式君主的器重。试想他真的不想做官了，犯得着到根本钓不到鱼的地方拿着渔竿，还大声唱歌，如果真要归隐，何必用如此怪异的举动。说明他归隐是借口，而想得到当权者的重视才是真。陶渊明是一心一意归隐，视归隐为真性情所需，视田园为自己的归所。他归隐后生活并不如意，这点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来，而且他也没有回避。“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见诗人的生活是很窘迫的。做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来确实可以体现自身的价值，二来也是解决生计的手段。如果离开了这两点者，那么此人必定是有钱人买个官来增加身价而已，如同商品的附加值。君不见现在有多少有钱人挖空心思想当个什么代表或委员。这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当上的，当然他的本质就不是为民众说话了。我们的诗人尽管生计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甚至到了不得不乞食的情形。但陶渊明固守其志，安贫乐道，不因生活的困境而改变其志向。这着实难能可贵的品质。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他归隐后也并非没有机会出仕，一些乡亲也劝他出仕，可他很坚决，“吾驾不可回”。陶渊明的一生以“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而言是极不如意的一生，而且他的家庭也并不美满，几个儿子又经常犯傻，“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可想这光景是很心酸的。然而，我们的诗人并不因外在的种种困苦而动摇他的志趣。相反他显得是那样的快乐，游心于山泉上，寄情于田园中，视功名利禄为尘埃，淡定而诗意的栖居着。
　　陶渊明虽然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并非是第一个归隐的人。其实，我们的古人一直有这种隐逸的偏好：孔圣人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逸士“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海。”一直到汉代商周四皓，把隐逸情怀推向高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隐逸情结。而陶渊明的隐逸无疑是这次隐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无论是他的诗作，还是他那样归隐之彻底都堪称隐人之宗。不像有些人虽言归隐却实在耐不住寂寞，时不时的关注朝野的一举一动，似乎随时要出山一样。一个人在没有诗意的年代活出诗意全在于他的选择。陶渊明为自己的生活作了一次成功的抉择。他对政治有着清醒的判断。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应该说乱世出英雄，但这又与他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违背。他决然不为名利而丧性损身。他又崇尚自然，正如他所说“性本爱丘山”。他以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审美去亲近田园，走进乡野，从而在心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然理念，即做人做事合乎自己的性情，绝不拖泥带水。一如他归隐是真归隐，而不是做作给世人看的。他淡泊事功的精神一直震撼于世人。他对待生死也一样的通达。虽然，陶渊明并非是佛教徒，可他有着佛家对生死的了悟。他在《挽歌诗》写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面对死亡很平静，还叮嘱家人“省讣却膊，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一个人无论是对名利还是对生死，如有着戚戚慌慌的心情是永远写不出清新的诗句。陶渊明虽被喻为菊神，但我却觉得他是一丛开在深山上的野菊花，高洁而质朴，色淡味苦，然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记忆他的文字很多，或赞喻他的为人，或赞美他的诗作。但愿他不要生活在世人的自我哀伤情绪中，而是从他那儿找到生活的淡定与活着的彻底。我想。（作者：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