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奥登塞因其声望而名扬四海。拜访者纷至沓来，向他表示敬意。他成了欧洲皇室的宠儿。他摆好姿势让人为他塑像。（去年7月，人们可以看到大群孩子坐在纽约中央公园安徒生塑像的基座上，聆听有人为他们朗读的《哈里·波特与火怀》）但是，比起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甚至汉姆生和J．P．雅各布森，安徒生仍被视为最难以捉摸的艺术家——一位全然用小语种写作的文学大师——还有，不知何故，这位最悲观的男士继续遭受着打击，他深信任何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甚至正当盛名之时，安徒生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所受的打击：那纯粹来源于一种无因的恐慌：

　　一个肮脏的肓流站在泉边。我有种感觉，他可能认识我，并且可能会告诉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我是个得到高升才进了上流阶级的贱民。

　　那时正是美国学童对他大发善心的1874年，他身患重病。一年之内，他便要因肝癌而死去。但是，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的这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犹太商人莫里茨·梅尔考斯一家呆在一起，此人一直在照顾他）他乐于，甚至渴求会晤任何寻访者。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可爱、虚无、对别人赏识的令人心碎的渴望。当时年仅23岁，也不会说丹麦语的英国文学记者和评论家爱德蒙·高斯，后来写了他如何在门口遇到“一位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能从他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美国领事G．W．格里芬好像记不得安徒生身体上的病痛了。“我拜访他时，”格里芬在1875年写道，“交给他一封西斯特先生（一位诗人朋友）寄给我的信，请他为他的自选集抄点他喜欢的诗句。”安徒生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划拉了几下，上书：“致L．J．西斯特先生。人生是最美的童话。此致。H．C．安徒生。”接着，他拉着格里芬的手说，“告诉朗费罗先生，说我病得厉害。”格里芬是带着明显的，几乎是洋洋自得的满足感来描述这一场景的。不管是他，还是安徒生在去世前那几个月里同意会见的人，好像都没有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自己还不急不忙地登门讨扰呢。

　　原文载于今年1月8日的《纽约客》杂志，因篇幅所限，未能尽译。未译的部分包括安徒生的童年生活，以及安徒生与日后的大哲学家，当时还是个后生小子的克尔凯戈尔之间的一段文坛恩怨。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