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撰写《巴金年谱》的过程中，为了使书稿的内容更准确、更丰富，真实而全面地叙述巴金漫长的人生道路、创作历程和思想发展的脉络，矫正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史料上的某些失误，更准确地把握和透视老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他对历史、现实的新的见解，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我们多次拜访了巴金。不论是在客厅和草坪，还是在他生病住院的病房，也不论是在盛夏还是寒冬，他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诚坦荡。他的亲切接见和谈话，给我们以温暖、启迪和力量。现将我们多次访问的记录、录音和他在我们信上的批语有给我们的信，略加整理归类，选择部分内容，以问答形式，如实记录下来，以图有助于巴金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巴金的小名、学名、号、“巴金”笔名的由来及其他笔名
　　问：请谈谈您的本名。
　　答：我的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那时一般不叫学名。我还有小名，叫升麐，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有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
　　问：“鸣希”、“甘宁”、“赤波”、“壬平”是不是您的笔名？
　　答：“鸣希”不是我的笔名；“甘宁”可能是；“赤波”记不清楚了，要看文章才知道。“壬平”、“极乐”、“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笔名。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问：“非子”是您的笔名吗？
　　答：“非子”是我一个朋友卫惠林的笔名。
　　问：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请予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答：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二关于巴金编的几本画册
　　问：您编的画册鲜为研究者提及，请先介绍一下画册《过去》的情况。
　　答：这是我1931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
　　问：有没有文字介绍？
　　答：有。我在图片旁边写有说明，介绍这些革命家的事迹，都很简短。
　　问：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苦难》，每幅画的配诗，写得贴切、有力，也富有诗意。是不是您写的？
　　答：都是我写的，不过写得并不怎好。当时着手编选画册，就很激动，就想到写几句配上去，来表现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揭露法西斯的罪行。都是随编随写的。

　　三关于巴金解放前上海住所的变迁。
　　问：您1923年春到上海后，虽然辗转住过好几个省市，但六十多年中您主要住在上海。上海应是您的第二故乡了。在上海的好几处住所您先后创作了《家》、《春》、《秋》及《利娜》、《春天里的秋天》等小说和散文。请谈谈解放前您在上海住所变迁的具体情况。
　　答：我1923年春天和三哥刚到上海，在十六铺下的船，坐的是马车。马车夫在路上犯了规章，被罚了款。我们暂时住在四马路（按：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经在报社工作的亲戚介绍，住进中江旅馆。不久搬到武昌路上学生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到南洋中学读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补习班是四川学生江疑九介绍的。江疑九是我在成都时的一位朋友，他在重庆办过杂志。我1925年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在上海养病。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按：现在黄欧南路149弄，具体门牌号数巴金已记不清了），与卫惠林、大概还有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矞住底楼。后又迁至康悌路康益里（按：现为建国东路39弄）四号亭子间。曾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又与友人卫惠林等发起创办《民众》等刊物。
　　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按：现为马当路）住，住址记不清楚了。我1927年1月去法国留学。
　　1928年12月初，从法国回来。抵沪后，住上海宝兴路鸿兴坊七十五号（按：原来世界语学会会址）；1929年1月迁往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夫妇同住，在此期间曾创作《家》、《雾》、《新生》等作品，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等。
　　1932年2月，我从南京回上海后，知道鸿兴坊和宝光里两处均毁于1932年1月28日军炮火中，遂与索非等从废墟中抢救出若干书、物，发现书稿《新生》等也与印刷所一些被炸毁。后来迁居步高里五十二号（按：现为建国西路陕西南路口），与友人黄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创作《海的梦》等。
　　1932年三、四月间，由步高里迁入环龙路（按：现为南昌路）志丰里十一号（按：当时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暂住。一周后赴泉州访友。自泉州返沪后，就住在刚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按：现为南昌路136弄）一号舅父家中。曾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住狄思威路麦加里（按：现为溧阳路965弄）二十一号，仍与友人索非一家同住。曾创作《春》等作品，又与斯以一起创办《文季月刊》，与吴朗西等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总编辑等职。
　　1936年，因友人马宗融、罗淑夫妇赴广西任教，遂迁入马家，即拉都路敦和里（按：现为襄阳南路306弄）二十一号（按：现改为22号），曾创作《长生塔》等作品，并结识了陈蕴珍（萧珊）。
　　因马氏夫妇返沪，于1937年7月迁往霞飞路霞飞坊（按：现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解放后迁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关于巴金赴法留学的目的及其他
　　问：您赴法前的学习和思想，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看法，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和二哥在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发现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养，找一位同乡医生治病。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经朋友秦抱朴介绍与少年时代十分敬佩的美国社会活动家爱玛·高德曼通信；与朋友卫惠林等一起办《民众》等刊物；在《时事新报》、《民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集体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家里也来信要我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这时，我听到和看到的，都饥饿和疾病、战争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里不得安宁，写文章也没有用。这时吴克刚等几个朋友从法国来信，还有一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都谈起当时法国的情况，我就打算去了。
　　问：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说法：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等，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答：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五关于巴金几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的人物的代名和创作背景等。
　　问：1933年在《给E.G.》中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E.G.是爱玛·高德曼吗？“约言”和“应允的事情”指什么？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时代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约言”等时间太久了，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当时我觉得写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难的人民，不能消灭黑暗，想干点更实际的事情，做些于国家民族有切实利益的事。我一直为这个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写写文章外，别的又不会做，也无事可做。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的漩涡中。年轻时凭了一股热情说了那样的话。
　　问：您读了高德曼两本自传后，决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去，为什么？
　　答：当时西班牙革命形势很好，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后来没有去成。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六关于巴金青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及其他
　　问：请介绍一下索非、剑波、吴克刚、卫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稣等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答：索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我在法国时，他在上海。我把《灭亡》寄给他，请他帮忙印出来。那时可自费印小说。我到法国前看到一个朋友的兄弟自费印了他自己的小说《洄浪》。我写完《灭亡》时，就想到也自费印一些，很便宜，几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朋友索非把《灭亡》交给了当时在《小说月报》主持工作的叶圣陶。叶圣陶给我发表了。以后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些。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发表的。我不喜欢活动，只写文章。他的原名我记不清了。曾用A.A.的笔名编过《开明》，从前出版过《狱中记》和《战时救护》等书。1945年到台湾去了。好久没和他通消息了，听说他现在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