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访问荟萃(1979——1987)

巴金
首页 > 教师 > 教师分享/2022-03-08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剑波,原名叫卢剑波。现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腊、罗马。
  吴克刚,现在台湾。我赴法时,他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1927年很多人被法国政府驱逐,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缓期,于同年七、八月间回国。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我1947年6月到台湾,就住在他家里。
  卫惠林,1927年1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学,也常为《平等》撰稿,还翻译了一些书。回国以后还是写文章译书,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前几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等处讲学两三个月,到广东时中风,又回到美国休养。听说现在不能讲话。他主要研究民俗学。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吴克刚的老师。他早先研究哲学,后来做官了。他到过福建,到过台湾。“文革”期间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这人比我年长,我不认识。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写文章。
  震天,就是毕修勺,现在上海。
  耶稣,就是叶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点滴》中,第一次戏称怀有大的志愿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叶非英为“耶稣”。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自己身体很差,还是拚命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仍宗尚节俭。后来被的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他一辈子没有家,没有孩子。

  七关于巴金对小说《灭亡》、《家》、《寒夜》以及《随想录》的看法
  问:写《灭亡》的时候,您的信仰是什么?对《灭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写《灭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作家的路,我是在寂寞和苦闷中写给我的哥哥看的。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对书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至于写李静淑,这是为纪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还有朋友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作品一发表就是社会的,就由不得作家了,还是让读者去研究吧。
  问:《家》出版五十几年了,仅国内就再版了几十次,为什么您在1977年8月9日写的《家》的再版《后记》中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而不久又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与《家》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答:“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和光明。有个青年写信来说,如《家》再版,是过时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看法,因为《家》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后来我又听到朋友说去年(按:即1979年)重映影片《家》,观众反应很强烈,我自己也看了;再看社会,就有了新的想法。“高老太爷”还有,还在活动,有各种各样的“高老太爷”,都生在封建主义这条根上。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反封建不可。《家》的内容就是反封建。我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五四”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今天还是要有“五四”精神。
  问:创作《寒夜》时有没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您认为《家》和《寒夜》哪一部写得更好些?
  答:《寒夜》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我只是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归罪他们,责任在社会。我同情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是个巨大的网,他们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生命,直到这样的家庭毁灭。当时,虽然说抗战快胜利了,我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定没有出路,一定要改变那样的环境。日本一个学者说这是本充满希望的书。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
  问:有人说五本《随想录》是“忏悔”的书、“揭露”的书、“说真话”的书等等。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说过,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八关于巴金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
  问:近几年,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篇研究您思想和信仰的有份量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专著,他们看法不一。请问从总体来看,您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答:就一点,是反封建。年轻时是这样,我写的那些小说主要就是反封建。我现在仍然是这样。也有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1957年前后,相信了别人的每一句话,还有“文革”开始的时候,有段时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为自己的作品一无可取,那都是迷信的结果。
  问:您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时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对您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分析?
  答:一位研究者表示要避开我的无政府主义,顾虑今天谈多了会在读者中产生消极影响。我说不要避开。现在有些文章和关于我的资料书已经写到了,只要是我写的,现在都可以拿来做分析的材料,回避并不好,历史上的事,瞒不住,瞒了这一代,瞒不了下一代。瞒就是说假话,那是对历史、对自己、对下一代不负责。如果误传的,材料不准确的,也应允许我说话。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和现在说的无政府主义内容上有些不同,不下功夫很难搞清楚。我年轻时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今天我精神不好,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我当时是追求真理。“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不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但是,我创作时,首先是有感情要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爱和憎。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不是的。现在看过的谈这一问题的文章,我总觉得没有讲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距离比较大。他们要么回避,一笔带过,要么就一把抓住那个无政府主义,不分时间,不分具体场合,用它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结果套又套不住。我曾一再说,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我从前为什么边写作边感到痛苦?因为我爱国,反封建,要改造社会,但对无政府主义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时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才有很多矛盾,才有苦闷,才有新的追求。从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有的,现在还有,比如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自由散漫。今天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问:有的文章认为,您受到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影响到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的《答太乙书》讲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我从前是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我还受到其他各种思想的影响,我年轻时头脑里有好几个“主义”,我也有我自己的“主义”,就是反封建主义。我的作品自然受到这些“主义”的影响。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讲恐怖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我就不赞成,我赞成一点,就是受了压迫,就要反抗;恐怖主义讲暗杀,这不是办法,也不是目的。我写《灭亡》时刚读完妃格念尔的书,作品受些影响。
  问:有人称《灭亡》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您怎么看?
  答:那不一定。搞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那种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我去法国之前,写过《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问:有人认为,您的政治观是爱国主义,人生观是人道主义。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答:我思想中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都有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打动人,我主观想这样。我年轻时本来不主张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那时想,爱谁的“国家”呢?人道主义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国内、国外都不断地受到刺激,对自己的刺激,对朋友和对人民的刺激,我看到和听到的,还是富的富,穷的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封建的包围中死去。我早年接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专制,主张斗争,也自由散漫。它讲反抗黑暗,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各种主义不同。我后来发现,无政府主义是空的,怎样推翻人吃人的社会,怎样实现人民的理想,它也没有办法。
  问:克鲁泡特金对您有哪些影响?
  答:从前,尤其是年轻时喜欢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也受到影响。他愿意为人类牺牲的精神,还有他冷静的、科学的对世界分析的头脑,他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等,影响了我。但我是受各种思想影响的,“五四”前后的各种思潮对我几乎都有影响,我是“五四”时期的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