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白衣天使”，是王蒙专门说给毕淑敏的。毕淑敏一方面文学，一方面大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几个字便太贴切不过地概括了。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
　　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她34岁时。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
　　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厘米》、《女人之约》也好，勿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岩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