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是19世纪的一位研究生命史的博物学家，他提出的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精髓的进化论对学术界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球上的生命史，你就不难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球上虽然曾经生存过数达百万计的生物物种，但是在历史上参加生活过的大多数物种几乎都灭绝了。在最近5亿年以来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某一时代的物种总数变化不大，但是物种的平均寿命却是短暂的，就像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生命十分短暂一样。现在依然生活着的生物物种，大约只占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生物物种的百分之一。

　　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任何一种生物进化的理论都必须解释两个截然相对的现象，一个是物种的新生，另一个就是物种的绝灭。

　　对达尔文来说，生物绝灭的机制与生命产生的机制均受同样的因素制约。每一种生物个体都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其它生物，而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这个由无数的生物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里，自然界进行着别有创意的选择，只有那些其具备着某种机能的特征最能适应其生活方式的物种，才能够幸存下来并不断地繁衍，将优秀的品质遗传给后代。而那些不适应者只能灭亡，其弱点也就因此从种群中消失。当某种变化中的种群因为某种原因与主体演化趋势隔离而不能再发生杂交时，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物种。以后，当这样的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相遇时，其中的一种将在生存竞争中获胜，失败者则被无情地淘汰。

　　达尔文是这样解释他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的：“我想，生物界将不可避免地遵循这一规律：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应运而生；而另一些物种则日趋减少，乃至绝灭。起源相近的生命形式，同一种群的各种变体，同一属或相关属的物种，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结构、素质和习性，通常会陷入最激烈的竞争之中。结果，造成每一个变种在演化进程中势必对最接近的族群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求置之于死地。”

　　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很熟悉恐龙和其它的古生物，但是生物绝灭事件也许就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而在达尔文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知道化石，尤其是介壳化石。这些化石生物虽然与现代物种迥然不同，但是它们也可能仅仅代表了生物从一个种属向另一个种属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早期形态。因此，把一种早期生命形态的消失称为绝灭也许并不恰当。但是，种属灭亡确实是经常发生的，恐龙绝灭就是这样的例子。

　　按照达尔文的意见，这些在6500万年前统治了地球达1亿多年的神秘动物之所以绝灭，是因为它们失去了生存竞争的能力。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就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喻成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成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敲到那个”。每一个楔子就像一个生物物种或变种，而每一次敲击就是自然选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得挤出去一个不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瑞士的边界上难民云集，人满为患，瑞士当局封闭边界的借口就是“船已满载”。按照达尔文的观点来看，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与这种状况也十分相似。

　　达尔文的种数空间有限论，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空间有限论。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写道：“1838年10月，正是我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后的第15个月，我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的脑海里已经孕育了生存斗争的思想。根据对动植物生活习性长期不断地观察，我发现这种斗争无处不在。马尔萨斯的著作立刻吸引了我。在有限的空间里，只有适者才能够继续存在，而不适者势必遭到淘汰。结果形成新种。于是，我终于找到了一种继续工作的理论基础。”

　　可是直到1858年达尔文才将这一思想发表在他的撼世名著《物种起源》中。他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还想使他的理论更为完善；而他之所以在那一年发表，是因为一位名叫华莱士的年轻科学家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并产生了同样的认识。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达尔文“出于好奇”而偶然拜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20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边靠近新几内亚的一个岛屿上，华莱士也因为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而产生了与达尔文同样的想法。

　　华莱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当时（1858年2月），我身患疟疾，蜗居在摩鹿加岛上的特尔纳特村，每天都要忍受几个小时忽冷忽热的煎熬。病中的我浮想联翩，物种起源问题也总是在脑海中萦回。一天，突然又想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0年前曾读过此书）及其所谓的'有效控制机制'--战争、疾病、饥荒、突发事故等等，这些机制可以控制野蛮民族的人口至近于稳定。于是我联想到，这种控制机制当然也适用于动物，使其数量不至于无限增加。但是对这些控制作用如何形象物种，我只有一些很模糊的想法。然而一瞬间，适者生存的思想闪过我的脑际。总的来说，这些控制作用将使较劣者灭亡。我想到，动植物的每个新世代都存在这样的变化，同时，气候、食物和天敌的变化也在不断进行，物种的变化过程于是在我的脑际清晰起来。就这样，我在发病的两个小时里悟出了这一理论的要点。”

　　这部首版印行于1798年工业革命之时的《人口论》简直太厉害了，竟然深深地影响了两位科学巨人使他们得到了同样的启发。实际上，即使到了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必读课程。中国的近代史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从鸦片战争开始，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内忧外患影响下，中国的人口一直保持稳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多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将近两倍，从不到5亿人变成了将近13亿。按照这样的增长，中国人口到了2050年将达到将近40亿人，而到了2100年就要超过100亿。到那时，中国人可真要身无立锥之地了。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确实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发行后，立刻遭致了一片批评之声。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这些批评者当中竟然没有人对他的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的观点表示异议，而是主要攻击它在其它方面对传统思想的触动。至于生命形态不断分枝成为新生命的机制，对于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的那些充满活力的实业家们来说似乎还正合胃口。

　　那么，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是怎样理解和应用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