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于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来到京城长安。他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处同上)的政治抱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杜甫到长安的第二年，恰值唐玄宗下诏，命有一艺之长的人到京参加考试，而实际主持这次考试的李林甫却玩弄手段，下令不录一人，而后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杜甫参加了这次欺骗性的考试，结果大失所望。天宝十载(751)正月，唐玄宗接连举行三个盛典，杜甫借机写了三篇《大礼赋》献给玄宗，玄宗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但由于李林甫从中作梗，考后却永无下文。此后他又以诗干谒一些权要，如翰林张、京兆尹鲜于仲通、来京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等人，希望他们援引，然而并不见效。

　　在政治上屡屡受挫的同时，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由于在奉天县令任上的父亲病故，断绝了经济来源，他只好在一些贵族府邸中充当“宾客”，陪他们饮酒赋诗，靠他们的一点施舍来维持生计。他满含辛酸地写下了这种生活的情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出处同上)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上山采药，换取“药价”，这就是他后来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穷困，杜甫对黑暗的现实认识一天天加深，他的思想感情一天天地接近人民，诗风也跟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了全社会：他看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写下了《兵车行》和《前出塞》；他看到了唐玄宗和杨氏姐妹的荒淫无度的生活，写下了《丽人行》。而在天宝十四载(755)岁末(安史之乱前夕)写成的传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表现了他深广的忧愤：他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贫富的悬殊。这些光芒四射的诗篇标志着诗人创作上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他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