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是唐代诗歌一抹绚丽的晚照，晚唐的诗坛，由于有了杜牧和李商隐，才不至于寂寞到底。杜牧的轻狂在当时虽令世人颇有微词，诗歌却很得好评。一般认为杜牧诗的大体风格是“俊爽俏丽，雄健劲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姿英发的“风流才子”，也终于逃不过时代的牵绊，逃不过羁绊着古往今来每个中国诗人的悲剧意识。
　　中国诗歌尚悲，因此似乎每一个伟大诗人都脱不了怀才不遇、坎坷失意的命运；或者说，唯其如此，方能写出名垂青史的诗歌，造就流芳百年的诗人，当然，杜牧也不例外。这位满怀才情抱负、少年科第又出身显贵的诗人，经历却很是坎坷。他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做了八年的幕僚；三十三岁一度升职回京，分司东都，弟弟却患了眼疾，杜牧为看护他，假满白日便丢了官，重新去做幕僚。此时他心情苦闷，又恰逢冀处士东游，于是在《洛中送冀处士东游》一诗中悲然慨叹道“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愁，”胸中烦闷不可谓不深不壮。
　　但那时杜牧虽有“往事不可问，天地空悠悠”的长叹，但这长太息中依然自可窥见豪情在。真正对他打击最大的，是四十至四十六岁任三州刺史的那段经历。当时杜牧正值壮盛有为之年，本可大干一番事业，却被宰相李德裕排挤，长期在偏远地方任职，直至四十六岁才请调回京，五年后，年仅五十一岁的他便辞世而去。流年的摧折大大地磨减了杜牧的锐气，甚至令他发出“浅深须揭万，休更学张纲”的苍凉悲叹。
　　然而，即便都是怀才不遇空有抱负无施展之地，杜牧与李白、与他自己一向崇尚的杜甫也是有着极大不同的。李白一只脚跨上盛唐的顶峰，个人失意，时代背景却辉煌，因此李白之悲，更多的是个体之悲，是今人不见古时月的时间之悲，在人人心中充满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与认同的时代中，李白意气风发，你见他嬉笑怒骂轻蔑权贵，却不见他绝望深沉。杜甫一只脚踏下盛唐的崩落，那时唐王朝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但究竟还不至于立刻崩塌，杜甫的流浪呼号、字字泣血中包含着的是对王朝热切的希望和深切的担忧，他不再像开元时人那样盲目乐观歌颂，可是抨击时政黑暗之下，终究也未见太大的绝望。即使是韩柳元白之时，元和之年号称中兴，虽为时短暂，毕竟也给士人们带来了复兴的希望，诗歌大多张扬有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晚唐就不同了。朋党之争遍地，内忧外患交杂，社会矛盾尖锐，诗人们心中流溢着的再也不是对唐朝重振威风的热忱心愿与希望。杜牧处于如此形势下，国难加上家愁，所负的时代之担是何其之重，莫说要他像李白五岳寻仙，即便是像杜甫亦不能够了。他的诗，怎能不满怀着悲剧意识呢。
　　杜牧诗的悲剧意识，来自于个人遭遇，更来自于时代风雨。杜牧以敏感的眼光，在政局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之中，深深察觉到了唐王朝的不可挽救。曾经鼎盛的王朝，此刻却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再加上杜牧的家族又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他将悲凉情绪积于心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章，触景生情或是借古讽今，这样的情绪都随处流露，让他为没落的王朝唱出了一曲曲伤悲的挽歌。
　　杜牧尚未举进士之时，便因感叹河北三镇复乱之危而写下感怀长诗一首，篇末写道：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
　　这是何等的悲怆啊！李白固然有“但愿长醉不复醒”之叹，但又何曾像杜牧这样，为醉后即将到来的苏醒而如此的忧愁呢？杜牧为国满怀愁绪，他的责任感和壮心都不允许他就此“韬舌”，然而进言的结果又永远是“无助声”，就像屈原般求帝阍而不得。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求知己于同样为国痛哭着的贾谊。要怎样的悲愁，才能让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发出这样的感怀之韵，甚至于只有九泉之下的贾生才能伴着焚诗之火，聆听他的心声。这又是何等的寂寞景象啊！
　　杜牧在洛阳时，曾经专门去到洛阳古城凭吊，因此写下了《故洛阳城有感》：
　　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汝去迟迟。筚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日时。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锢党毁朝，清谈误国，晚唐的牛李之争与此又有何不同呢。征战烧杀带来的结果是连坤灵也无法存活，永恒的只有鸟雀悲鸣而已。这首凭吊诗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怀古伤古，给人带来的更是别样的惨烈与震撼。刘希夷吟道“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固然寂寥落寞，可悲鸣之地好歹是曾经繁华的歌舞场。但是在杜牧这里，就连那过去的香艳美好也不曾存在过，只有深广无法消解的悲剧情怀长久地埂在诗人与读者的心头。
　　杜牧的长诗，与杜甫很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特点在于直抒胸臆，他对时局的不满乃至于绝望，都通过诗句直达人心。而他最为人称颂的短章，表现方式则较为含蓄，便是诗评家们所说的“俊爽”，但往深里探求，则即便在那些短章中，哀愁之情也无一不见。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前两句自是胸怀坦荡闲静，后两句笔锋一转，却是忧愁无限。杜牧对行将没落的唐王朝，是欲去而不忍去，正如想要离郢而不得的屈原，只能一直在内心的矛盾中徘徊。这是时代带来的悲剧，无论如何难以解脱。
　　再如《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秋风已是萧瑟之景，无树起秋风，更是再加一等的凄凉了。汉家当初灿烂事业，如今连树也无，只剩秋风在凄凄惨惨地吹。汉代如此，唐朝又能如何？后人看来，也仅是无树秋风而已。正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但此诗之悲已经超越了时代，不但是为即将逝去的唐王朝之悲，更多的则是面对无限的时间宇宙而由此产生的悲剧意识。时间是无穷的奔流，五陵长安，汉帝唐皇，无一不会被卷入时间洪流之中。在这样崇高的时间面前，诗人无尽的悲剧意识被唤醒了：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淡淡长空，连天衰草，都是宇宙无限时间的意象，它们默不作声地见证着朝代兴衰，吞噬着英雄业绩、历史辉光。在宽广得令人恐惧的宇宙时间面前，诗人展现出了深永的哀伤。这种深永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属于杜牧的，更是属于古往今来所有诗人的，这是贯穿中国人灵魂与意识的悲愁。
　　如何从这种时间忧患中解脱呢？如何才能消解这永恒的悲剧意识呢？中国人的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道，二是禅。李白入了道，将自我投入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渺然仙去；王维入了禅，在一朝风月中悟到万古长空，与涧户中的木末芙蓉花一道纷纷开且落，自在超逸。然而不幸的是，这两种方法杜牧都达不到。他生于乱世，愤懑世道却又禁不住时时心怀国愁，正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欲去而不忍去的心态，使杜牧陷入两难的境地，欲入道而无得，欲参禅更是不能。
　　杜牧有时也显得达观，仿佛看透世事一般要求从烦闷中解脱出来：
　　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
　　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
　　（《独酌》）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诗作中，这类诗其实不算少，但读来总让人感到勉强。似乎他越是想拜托忧愁失意的情绪，这情绪就越发缠他得紧，于是悲剧意识更加深沉不可收拾。入道不能，参禅不得，无奈之下，杜牧只好饮酒。酒是又一个消弭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只有酩酊之后，方能暂时告别那如影随形的悲剧意识，但酒终究是要醒的，消愁的结果永远是更愁，那么，醒后该怎么办？无怪乎杜牧要“愁苏醒”了。
　　杜牧诗虽然历来被评为俊爽雄健，但真正代表他的，绝不该是这类诗。李商隐有《杜司勋》诗云：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商隐不愧是杜牧的知己，二人生于同一时代，虽诗风各异，却对时世、对生活怀着相同的悲剧感，唱着相同的调子。杜牧就是这样缠绕在绵密的悲剧意识之中，伤春伤别，终其一生都不得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