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注意到的人怕不多：法布尔曾经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不过不是生物学奖，而是文学奖。
　　在法布尔86岁的时候，法国学界最终掀起了一场“法布尔热”，《昆虫记》十卷出版，新闻界大造声势，“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学术要人和官员们纷纷莅临他贫困的“荒石园”。那一年，他的著作的销量是此前二十年的总和，他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大型雕塑相继剪彩，九十高龄的老人莫名其妙，以诙谐无奈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做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昆虫记·法布尔传略》）
　　本世纪初的法国科学界和国家给予法布尔的奖励也应当算是差强人意。他34岁获法兰西研究院实验生理学奖金，43——44岁获教育方面的卡尼耶奖和雷自旺·得努尔勋章（颁予杰出教师），65岁获法国学士院最高荣誉的布其·得尔蒙奖，81岁获法国学士院吉尼尔奖，86岁再获雷自旺·得努尔勋章（更晋一级），又获斯特克荷尔姆学士院的林内奖，89岁，法国总统来访，代表法国国民向他致意。
　　仅是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点，在中国怕也是办不到的。
　　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位法布尔式的科普大家，我们的文学界能否欣赏得了他那种美和崇高？能否从济济众星中遴选擢拔到他？能有法国文学界的眼力（且不说肚量）吗？
　　我们文学界一向就和自然科学界隔膜，又经常底气不足地呼吁上级的“重视”，却老是不大爱反思自己为啥不那么招人重视。有人想“过界”去搞搞“科学”，却脚一歪走到“大气功师”的门下去了。脚歪也不是偶然的，怕是正好说明中国文人与自然科学中间有一堵应该拆除的“鬼打墙”，否则搞董仲舒那套玩艺儿为啥老那么驾轻就熟。目前文学界推崇的一些有成就的大作家，作品中也极其缺少对自然科学精神的理解和激情。他们笔下的人物都不谈自然科学，文学反思的锋芒也很少扫及中国轻自然科学的封建传统。在实际生活中作家不了解自然科学家和他们的事业，所以即使写他们也总写不大像。总之，在中国的文学界与科学界之间，感觉不到像在法国文学界与科学界之间这样一种手足之情或说血缘关系。我们的文学世界好像一直自闭在对自然科学冷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墙内自我感觉良好，对墙外少有窥测的兴致。即使有，也习惯性地注意西方的政治观念生活水准男女之爱民俗礼仪生活情趣方面，很少注意到自然科学对西方人灵魂的强大渗透力量。像徐迟，或者就像钟道新那样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坛都只是作为一种“特色”，而不是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文人性格存在着。可能也正因此，人一学西方，就只能学到窃窃私语、小里小气的“私人化写作”（所谓私人化，又缩小到以性爱为核心的“隐私化”），这些文学现象，我以为都与中国文人缺乏对自然界奥秘的神往和自然科学素养稀薄很有关系。
　　如今整个中国，相当一些新一代小、中学生，正在敞开胸怀迎接先进自然科学的浪潮冲刷，西方哲学意识东渐，年轻的心在向自然科学倾斜。如果中国文学家一说到学问，还是永远只有儒易释道云云，即使再加上弗洛伊德，理解21世纪中国人能否够用？能否与年轻读者沟通？常说的“作家学者化”，固然包括我们已十分钟爱和稔熟的国学历史，也包括了西学的人文学科成果，而“人学”与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横向关联，对人的世界观的面貌影响甚大，本应是中国作家在变革中求生存、求繁荣之一道，可惜目前还在大部分中国文人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