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方面，丰子恺特别喜欢古文诗词。他自己也写诗填词。他的诗词和他的漫画一样通俗易懂。

　　然而，二三十年代时丰子恺化较多时间钻研的，应该说是艺术理论。他先后甚至同时在好几个学校执教美术课。美术课的讲义是自编的。丰子恺阅读了大量日文、英文的艺术理论原著，把当时还少为人知的西洋艺术理论介绍给中国的学生。除了用作授课的讲义之外，又交付出版，使广大读者都能看到。例如《艺术概论》（译）、《西洋美术史》（编）、《现代艺术二十讲》（译）和收载在《艺术趣味》中的几篇，就都是他当教师时写的讲义稿。除了出版讲义稿之外，丰子恺又专为广大读者写作或译述艺术理论书，如《西洋画派十二讲》、《近代艺术纲要》、《艺术教育ＡＢＣ》、《构图法ＡＢＣ》、《开明图画讲义》、《绘画概说》、《西洋名画巡礼》、《艺术教育》、《绘画与文学》、《艺术丛话》等等。丰子恺的这些译著在二三十年代的美术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丰子恺在艺术理论方面的观点，是主张艺术必须大众化、现实化。他反对“为艺术的艺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反对出了象牙之塔的艺术又走进小洋房去，儿认为艺术必须出洋房而入工厂，下农村，方能与大众亲近。他反对现代的中国画写古人生活，而主张画现代的高层建筑，工厂，火车，工人，学生，小贩……等等。这些艺术见解都体现在他自己的漫画创作中。这大约正是他的漫画广受大众喜爱的主要原因。

　　１９３０年，丰子恺失去了兼任严父把自己抚养成人的慈母，服丧期间不剃胡子，从此就留下了长须。后来渐渐辞去各种教职以及一度担任过的开明书店编辑之职。到１９３３年春故乡石门湾（即今石门镇）的缘缘堂落成时，就在家赋闲。然而赋闲并不曾闲着，从这时候开始直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战火逼近故乡而被迫流亡的这段时期，可说是丰子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在杭州租赁别寓，以供春秋卜居，冬夏则回到故乡缘缘堂栖息。这五六年间读书的心得，生活的感想，艺术的主张，见闻的记录等等，以漫画、随笔或文艺理论的形式发表在大量的报刊中，结集成册的也有不少。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当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书房作《漫画日本侵华史》时，石门湾突然遭到日机空袭投弹，毫无设防的小市镇上的居民惨遭杀伤。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乡背井，从此与缘缘堂永诀。

　　抗战的烽火使丰子恺的生活、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四十年来长期在江南一带安居的宁静生活遭到了破坏。他带领妻儿老小跋涉迤逦，远走大西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期间所见所闻，激起了丰子恺的爱国热忱。家乡的“缘缘堂”烧毁了。丰子恺认为“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④他在汉口时，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呼吁“以杀止杀”，“为正义而抗战”⑤。

　　如果了解到丰子恺具有护生戒杀的慈悲心肠，对于这样的呐喊声就会感到惊讶。

　　是的，他变了。１９２７年，他曾皈依旧日的老实弘一法师，成为佛门的弟子，法名婴行。并于１９２８年发愿绘制《护生画集》，为弘一法师１９３０年五十岁祝寿：五十寿诞画五十幅，以后六十寿诞时再画六十幅……直到一百幅。内容大都是劝人爱护动植物，休起杀生之念。对动植物尚且如此，而现在对人，却要杀？！是的，他变了。

　　然而，也不妨说，他没有变。因为，用丰子恺自己的话来说，护生之旨原来就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护生”是为了“护心”。劝顽童不要一脚踏死数百蚂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⑥而现在他所竭力反对的，正是这种居心残忍的侵略者。作为佛教徒的丰子恺，受到抗战烽火的沐浴，视野更宽阔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丰子恺担任了该会会报《抗战文艺》的编委，并为创刊号画了封面。在汉口，丰子恺作了《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一画，以象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刚毅气概。他还出版了《漫文漫画》，鼓励民众抗敌。丰子恺称颂《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的普遍流行。自己也与人合编出版了《抗战歌选》。

　　１９３８年６月，丰子恺率眷避寇来到桂林，在桂林师范任教半年。次年春，在离开桂林前，丰子恺把以前所作而已在上海毁于炮火的《漫画阿Ｑ正传》重画一遍付印。不久，全家迁居广西北部的宜山，丰子恺在浙江大学讲授艺术教育等课。随着日寇的进逼，丰子恺一家又北上贵州都匀，约住一个月后，于１９４０年随浙大迁居遵义。

　　在遵义住了两年多，这段时期生活比较安定。在浙大，丰子恺除任教艺术理论、艺术欣赏外，还讲授新文学课。１９４１年秋升任副教授。在遵义的租屋“星汉楼”（主人据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句命名）中，丰子恺重作旧画四百二十幅，后来出版了《子恺漫画全集》六册。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丰子恺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好友陈之佛的邀请，率眷赴重庆沙坪坝任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同月，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

　　丰子恺的画风，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原来的画，幅面小（仅一页信笺大小），只有黑白线条，不着颜色，题材大多以人物为主，画古诗词句、儿童生活或社会生活，很少画山水风景。抗战期间，画家因祸得福，一路饱览了名山大川，画的内容也就逐渐向山水转变。起初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也画一些以山水为主、人物点缀的画。画面扩大为册页乃至立幅的大小，偶尔也画中堂（但以册页为主），施以色彩。这样的画，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不可能出版，因此采用举行画展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在重庆先后开了两次画展，又在四川内地中小城市展出多次。抗战胜利后，又曾在武汉、上海、南京、无锡、台湾、厦门、泉州、香港等地展出。

　　１９４３年，丰子恺在沙坪坝庙湾自建简陋的小平房一所，名为“沙坪小屋”，在这里住了不到三年。由于辞去了艺专职务，闲居在家，这时期的创作收获较丰。

　　抗战胜利后，有钱有势的江南人纷纷回来，丰子恺却买不到车票、船票，更不用说飞机票。最后只得于１９４６年７月取道陇海路转京汉路，从武汉坐船回到江海。与江南阔别九载，重返之时，家乡已面目全非，缘缘堂已成一片焦土⑦。丰子恺不得不在杭州另觅新巢。最后在里西湖畔租赁了一所小平屋，并在家中挂上一幅对联，说明这湖畔小屋的地理位置：“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多。由于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这一段时期又是多产的。面对着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作为作家，丰子恺不能不写。他写下了《口中剿匪记》、《贪污的猫》等随笔，用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作为画家，他不能不画，《一种团〔囗栾〕月，照愁复照欢》，《只有一个烟囱有烟》，《屋漏偏遭连夜雨》，《万方多难此登临》，《再涨要破了！》等画，陆续地在报上发表。西子湖在他眼下越来越减色。

　　终于，丰子恺坐不住了。他想出门走走，另找一个安身之处。１９４８年９月，他来到台湾。约两个月后，又从台湾转赴厦门。闽南是他所最崇敬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晚年曾经居住的地方。１９４２年丰子恺在遵义获悉老师已圆寂于泉州。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来看看老师的遗迹。方外莫逆之交广泛法师恰好也从新加坡来到这里，便陪同丰子恺拜谒了厦门南普陀寺弘一法师的故居和先师手植的杨柳。《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丰子恺作了这样一幅画，以表达自己沉痛的哀思。随后又去先师圆寂的泉州等地走了一转。

　　南国气候宜人，难怪弘一法师晚年喜欢卜居于此。丰子恺出于对先师的怀念，决定在此定居，便把留在杭州的家眷也接了来。还没住半年，传来解放大军将要渡长江的好消息。红旗即将插到江南。丰子恺急欲北上迎接解放，便着家属于１９４９年四月先回上海，自己则于三月下旬先赴香港再回上海。

　　丰子恺为弘一法师作《护生画集》，七十岁阴寿时画七十幅，一字一画相对照。第一二集是由弘一法师自己题的字。应该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最后一集（第六集），是他在“文革”中悄悄地提前画成的。全套《护生画集》在丰子恺生前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这是后话。当时，丰子恺为筹备今后的生活费，在香港举行了画展，然后带着叶恭绰的题字，于四月底赶回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时，丰子恺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考虑着如何以自己的有生之年来为人民服务。他开始学俄文，翻译介绍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参考书。所译《中小学图画教学法》一书对当时正在摸索的中小学图画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与女儿丰一吟合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初恋》（始译于１９２１年，出版于１９３１年），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从日文翻译介绍了不少艺术理论书。

　　六十年代上半期，丰子恺从日文翻译了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分上中下三册于“文革”结束后陆续出版）。

　　解放至“文革”的十七年间，丰子恺除了主要从事翻译之外，还写了数十篇随笔，他称之为“缘缘堂随笔”，其中有好几篇是游记。解放后生活安定，丰子恺差不多年年要出门旅游，旅游归来又写又画。

　　进入老年后，由于戴上了老花眼镜，画写生画很不方便。但丰子恺在兴致勃发时还是画过一些，如《湖滨的热情》、《欢乐的恐怖——春节小景》等就是根据写生画出的。此外还有凭记忆画出的《黄山蒲团松》、《黄山云谷寺》等风景画，以及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饮水思源》、《庆千秋——建国十周年盛典》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