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第二集于１９３９年完成，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信中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在回信中说：“世寿所需，定当遵嘱。”《护生画集》的第三、四、五集，丰子恺都顺利完成，只是１９６０年绘制的第四集和１９６５年提前画成的第五集，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文革”期间，身处险恶、恐怖的深渊中，生死难卜的丰子恺仍不忘恩师的重托，终于在１９７３年提前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１００幅画。他在交给同是佛门弟子的朱幼兰保藏时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

　　１９７１年，丰子恺开始翻译日人汤次了荣所作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大乘起信论》相传是印度人马鸣所著，汤次了荣的注释较详，便于理解。为保密，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称之为“研习哲学”，并一再叮咛把信毁去。译毕后，他设法让人带到海外交给广洽法师。１９７３年８月，丰子恺得知译稿即将刊印，立即致信广洽法师：“我国规定，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不宜宣传。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故不敢具名，而用‘无名氏’也……弟自幼受弘一法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而刊行此书，亦一大胜缘也。书出版后，只需寄弟两册。”但同年１２月２０日给周颖南的信中说：“此乃广洽法师之要求，非弟本意。故具名‘楚馆秦楼无名氏译’。”１２月２１日又致信广洽法师说：“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并勿在报刊上宣传。再者，国内不需要此种唯心之书，故出版后请勿寄来。”短短数月，“一大胜缘”变成了“非弟本意”，新译也变成了“廿余年前旧译”，“寄弟两册”也变成了“请勿寄来”，从这些闪烁不定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丰子恺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但他这种为报师恩，为宏大法，甘冒风险，在所不计的精神，又充分体现出了坚定的人生信念。这种信念正是他敢于安心立命、勇猛精进地行大丈夫事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１９７１年，丰子恺把陆续画好的七十多幅漫画题名为《敝帚自珍》，密封后交给“爱我者藏之”。大约从这一年的四月起，丰子恺开始写《往事琐记》，约到１９７３年为止，共写三十三篇文章，这就是收入１９９２出版的《丰子恺文集》中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往事琐记》大部分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描写自己孩提时所见的情景和生活感受。这些文章一如他过去的风格，平易、质朴、自然、清新、隽永、潇洒，初读时，很难想象这是作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以多病之躯，不避险恶，秘密写出的！《往事琐记》没有欺世的造作，没有可厌的涂饰，没有虚伪的拔高，它把人还原为人，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它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躁动的世界，赞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里，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当然，丰子恺的晚年，很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日本小说翻译上。他翻译了《落洼物语》《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等日本古代作品，还重新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旅宿》。他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多半是借以排遣沉闷。他的《敝帚自珍》是旧画新绘，正像他说的是喜其美妙天真，借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他的《往事琐记》，是“暂时脱离尘世”，把自己寄托在遥远的往昔。他译《大乘起信论》，是找回自己精神寄托的所在，他觉得这比写《往事琐记》托诸往昔更有意义。

　　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和我们永别了。他的晚年是凄凉的，他的死后也是寂寞的。他一生慈悲为怀，纯朴坦诚，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在纯如太古的心田中谱写的乐章，只有那些怀抱平常心的人，才能读懂。“诸行无常，寂灭为乐”，他是参透人生真义的无上智者，在他心中自有一片净土。“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涅槃入寂，往生西方，想他临走时一定也是“悲欣交集”的。（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