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
丰子恺《护生画集》第二集于1939年完成,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信中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在回信中说:“世寿所需,定当遵嘱。”《护生画集》的第三、四、五集,丰子恺都顺利完成,只是1960年绘制的第四集和1965年提前画成的第五集,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文革”期间,身处险恶、恐怖的深渊中,生死难卜的丰子恺仍不忘恩师的重托,终于在1973年提前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他在交给同是佛门弟子的朱幼兰保藏时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
1971年,丰子恺开始翻译日人汤次了荣所作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大乘起信论》相传是印度人马鸣所著,汤次了荣的注释较详,便于理解。为保密,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称之为“研习哲学”,并一再叮咛把信毁去。译毕后,他设法让人带到海外交给广洽法师。1973年8月,丰子恺得知译稿即将刊印,立即致信广洽法师:“我国规定,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不宜宣传。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故不敢具名,而用‘无名氏’也……弟自幼受弘一法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而刊行此书,亦一大胜缘也。书出版后,只需寄弟两册。”但同年12月20日给周颖南的信中说:“此乃广洽法师之要求,非弟本意。故具名‘楚馆秦楼无名氏译’。”12月21日又致信广洽法师说:“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并勿在报刊上宣传。再者,国内不需要此种唯心之书,故出版后请勿寄来。”短短数月,“一大胜缘”变成了“非弟本意”,新译也变成了“廿余年前旧译”,“寄弟两册”也变成了“请勿寄来”,从这些闪烁不定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丰子恺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但他这种为报师恩,为宏大法,甘冒风险,在所不计的精神,又充分体现出了坚定的人生信念。这种信念正是他敢于安心立命、勇猛精进地行大丈夫事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1971年,丰子恺把陆续画好的七十多幅漫画题名为《敝帚自珍》,密封后交给“爱我者藏之”。大约从这一年的四月起,丰子恺开始写《往事琐记》,约到1973年为止,共写三十三篇文章,这就是收入1992出版的《丰子恺文集》中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往事琐记》大部分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描写自己孩提时所见的情景和生活感受。这些文章一如他过去的风格,平易、质朴、自然、清新、隽永、潇洒,初读时,很难想象这是作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以多病之躯,不避险恶,秘密写出的!《往事琐记》没有欺世的造作,没有可厌的涂饰,没有虚伪的拔高,它把人还原为人,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它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躁动的世界,赞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里,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当然,丰子恺的晚年,很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日本小说翻译上。他翻译了《落洼物语》《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等日本古代作品,还重新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旅宿》。他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多半是借以排遣沉闷。他的《敝帚自珍》是旧画新绘,正像他说的是喜其美妙天真,借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他的《往事琐记》,是“暂时脱离尘世”,把自己寄托在遥远的往昔。他译《大乘起信论》,是找回自己精神寄托的所在,他觉得这比写《往事琐记》托诸往昔更有意义。
1975年9月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和我们永别了。他的晚年是凄凉的,他的死后也是寂寞的。他一生慈悲为怀,纯朴坦诚,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在纯如太古的心田中谱写的乐章,只有那些怀抱平常心的人,才能读懂。“诸行无常,寂灭为乐”,他是参透人生真义的无上智者,在他心中自有一片净土。“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涅槃入寂,往生西方,想他临走时一定也是“悲欣交集”的。(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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