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